我出租屋死了个男人,他家找我索赔131万合理吗

那个男人叫高朗，死的时候，眼睛瞪得像铜铃，

直勾勾地盯着我出租屋里那盏用了五年的灯罩，已经泛黄的吊灯。

他的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一个破了洞的风箱。身体先是剧烈地抽搐，

然后猛地僵直，最后软塌塌地倒了下去，砸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巨响。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手里还攥着刚给他倒的一杯温水，水洒了一地，玻璃杯滚到墙角，没碎。

几分钟前，他还坐在我那张吱呀作响的沙发上，解开领带，抱怨着工作和家庭。

他说他老婆秦琴是个控制狂，说他儿子高泽把他当提款机，说他活得像条狗。他说，桑榆，

只有在你这里，我才感觉自己像个人。我叫桑榆，一个在这座城市里，

靠着给人做美甲和打零工，勉强糊口的女人。而现在，这个五分钟前还需要我同情的“人”，

成了一具逐渐冰冷的尸体。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拨通急救电话的。

我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抖得不成样子，声音也变了调。“地址！快说地址！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急躁。我报出了这个我住了五年，

熟悉到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任何东西的地址。但在那一刻，它从我嘴里说出来，却无比的陌生，

仿佛是一个通往地狱的坐标。救护车和警车几乎是同时到的，

那刺耳的鸣笛声划破了老旧小区的宁静，也彻底撕碎了我的人生。医护人员冲进来，

做了几下心肺复苏，然后摇了摇头，盖上了白布。警察则拉起了警戒线，邻居们探头探脑，

那些平日里点头之交的面孔，此刻都写满了惊恐和八卦。他们的目光像一把把锥子，

扎在我身上。我被带走了。坐在警车里，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

感觉自己像是在一个荒诞的梦里。我一遍又一遍地跟警察重复着同样的话。

“他……他就是来我这儿坐坐，说说话，突然就不行了……”“我们什么都没做，真的，

我连他的手都没碰过！”“他有心脏病，他自己说的，

他口袋里应该有药……”警察确实从高朗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小瓶硝酸甘油，可惜，已经空了。

法医的初步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突发性心肌梗死，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我在警局待了二十四个小时，回答了无数个问题，签了无数份文件。

当我拖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走出警局大门时，天已经亮了。阳光刺眼，我却觉得浑身冰冷。

我以为，这场噩梦该结束了。人不是我杀的，警察也放我回来了，剩下的，就只是时间问题。

时间会冲淡一切，人们会忘记那个死在我出租屋里的男人，

我也可以继续过我那贫瘠但至少安稳的生活。我太天真了。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一个自称是高朗家属代理律师的男人，

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的、公式化的语气通知我，我被起诉了。“桑榆女士，是吗？

我是高朗先生家属的代理律师。关于高朗先生在您住所不幸去世一事，

其家属正式向您提起诉讼，要求您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内，

共计一百三十一万元。”一百三十一万。这个数字像一颗炸弹，在我耳朵里轰然炸开。

我握着手机，半天说不出一个字。世界的声音仿佛都消失了，只剩下那个冰冷的男声，

还在我耳边回响。“桑榆女士？您在听吗？”“你……你说什么？

”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却干涩得像是砂纸在摩擦，“凭什么？人又不是我害死的！

你们凭什么找我赔钱？”“高朗先生的死亡，与您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是您没有尽到安全保障和及时救助的义务，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具体的法律依据，

您会在法庭传票上看到。”电话挂断了。我捏着那个已经发烫的手机，愣在原地，

浑身的血液都像是被冻住了。荒谬。这是我当时脑子里唯一的词。

这比我这辈子听过的所有笑话都好笑，也好哭。我一个月累死累活，最多也就赚个五六千块。

一百三十一万，我得不吃不喝干二十年。他们不是要我赔钱，他们是要我的命。几天后，

法院的传票真的寄来了。那张轻飘飘的纸，却像一座山一样压在我身上，让我喘不过气。

我的人生，从接到那张传票开始，被硬生生地劈成了两半。

一半是曾经那个虽然贫穷但还算平静的桑榆，另一半，

则是一个背负着“杀人犯”污名和巨额索赔的被告。我必须为自己找个律师。

可我能去哪儿找律师？我认识的人里，

最有文化的也就是楼下奇牌室里那个会看报纸的王大爷。我开始上网查，

找那些法律援助机构的电话。我把我的情况说了一遍又一遍，电话打出去几十个，

得到的回复却大同小异。“这个案子……有点棘手。”“桑榆女士，您和死者的关系，

在法律上很难界定啊。”“说实话，对方请的可是‘天正律师行’的张大状，

我们这种小律所，赢面不大。”我被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每一次拒绝，

都像是在我心上割一刀。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掉进海里的人，四周是无边的冰冷海水，

我拼命地呼救，却没有一艘船愿意为我停下。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一家小小的，

藏在老旧写字楼里，连招牌都掉漆了的律师事务所，给了我一丝希望。

接待我的是个叫陆沉的律师。他看起来三十多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有点乱，

眼窝深陷，像是很久没睡过好觉。他听我把事情的经过讲完，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急着下结论，

而是沉默了很久。“陆律师，您……您觉得我这个案子，有希望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声音里带着我自己都能听出来的颤抖。陆沉推了推眼镜，看着我，目光很平静，

却又像是能看穿我所有的伪装和脆弱。“希望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争的。”他说，

“案子我接了。律师费，你看着给就行。赢了，你按标的额的百分之一给我。输了，

你就给我五百块钱的辛苦费。”我愣住了。我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陆律师，

您……您为什么……”“因为我烦透了那些有钱人。”陆沉的嘴角扯出一抹讥诮的笑，

“他们总觉得，用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以颠倒黑白，可以把活人往死里逼。

我就是想看看，是不是真的每次都能让他们得逞。”那天，我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哭了出来。

不是因为害怕，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在全世界都把我当成瘟神的时候，终于有个人，

愿意朝我伸出手。开庭的日子很快就到了。我见到了高朗的家人。他的妻子秦琴，

一个穿着精致套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看不出丝毫悲伤的女人。她的眼神像刀子，

淬了毒，恨不得将我凌迟。还有他的儿子高泽，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染着一头黄毛，

低着头玩手机，脸上写满了不耐烦。法庭上，对方的律师，那个被称为“张大状”的男人，

果然名不虚传。他口若悬河，逻辑缜密，一步步地将我描绘成一个为了钱财，引诱有妇之夫，

最终导致其病发身亡的恶毒女人。“被告，桑榆！你明知高朗先生患有严重的心脏疾病，

为何还要约他在你的住处见面？你难道不知道，情绪的剧烈波动，是心脏病患者的大忌吗？

”“我没有！我不知道他病得那么严重！是他自己要来的！”我激动地反驳。“哦？是吗？

”张律师冷笑一声，拿出了一叠打印出来的微信聊天记录，“那么请问被告，这些聊天记录，

又该如何解释？”记录被投影在大屏幕上。那是我和高朗的对话。“我老婆又跟我吵架了，

烦死了。”“桑榆，我想见你。”“我知道不该打扰你，可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心口疼。

”我的回复很简单，大多是“你别想太多了”、“好好休息”、“有事就去医院”。

但在张律师的嘴里，这些都变了味。“大家请看！高朗先生已经明确表示自己‘心口疼’，

这是多么危险的信号！而我们的被告，桑榆女士，做了什么？她没有劝告高朗先生立刻就医，

反而继续与他保持暧昧的联系！这难道不是一种变相的引诱和怂恿吗？”“我没有！

”我的声音嘶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你没有？那他为什么会死在你的出租屋，

而不是别的地方？你敢说，你对他突发的疾病，没有一丁点的预见吗？你敢说，

你没有利用他的情感依赖，来达到你不可告人的目的吗？”张律师的声音越来越大，

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重锤，砸在我的心上。我百口莫辩。旁听席上，高朗的妻子秦琴，

终于有了一丝表情。她捂着脸，发出了压抑的哭声，肩膀一耸一-耸的，看起来悲痛欲绝。

我看着她，心里却是一阵阵地发冷。这个女人，在高朗死后的一个星期里，从没联系过我。

她没有质问，没有咒骂，而是直接让律师给我寄来了传票。现在，她却在法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