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抓住了一副骰子。”
我的话音在寂静的活动室里落下，像一颗沉重的石子，激起了无形的涟漪。
窗外的雨声似乎也识趣地变小了，只剩下细密的、温柔的沙沙声。
小林和其他几个年轻人依旧屏着呼吸，目光牢牢地锁在我身上，仿佛想从我这张布满风霜的脸上，读出那个抓起骰子的婴儿后来的命运。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由我亲手营造的、近乎凝滞的沉重。
我微微后靠，让旧藤椅发出一声疲惫的呻吟，试图从那种被往事攫住的紧绷感中挣脱出来。
“很多年以后，”我的声音依旧低沉，带着回忆特有的飘渺，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当我站在陌生的讲台上，看着窗外那些永不熄灭的、代表着另一个世界的霓虹灯，面对台下那些或好奇、或迷茫、或带着一丝不以为然的年轻面孔，一遍遍讲述着赌博如何吃人不吐骨头时……那个我毫无记忆的下午，那个周岁宴的场景，总会无比清晰地浮现出来。
它就像一个烙印，深深地烙在了我一生的底色上，无论如何忏悔，都无法抹去。”
我顿了顿，给年轻人，也给自己一个缓冲的间隙。
“记忆这东西，其实是靠不住的。
但有些故事，被你的至亲之人，用叹息、用眼泪、甚至是用生命，反复地浸染、涂抹之后，最终就会变成你的一部分，变得比你自己亲身经历还要真实，还要沉重。”
“关于我抓周的那个场景，我娘，那个苦了一辈子的女人……”提到“娘”这个字眼，我的喉咙不由自主地哽了一下，需要极力克制，才能让声音保持平稳，“在后来的岁月里，只要我稍有逾矩，哪怕只是放学晚归，她就会像诵经一样，带着无尽的哀怨与那种认命般的宿命感，向我重复那个下午的每一个细节。
它们不像故事，更像是一道道咒语，又像是冰冷的刻刀，一字一句，不仅刻在了老郑家的耻辱柱上，也刻在了我命运的起点上，让我背负着这个‘原罪’艰难前行。”
我的叙述将年轻人带入了那个遥远的时空，他们仿佛也看到了那个东北小屯里的冬日景象。
那该是1982年，或者83年的冬天？
年份在我娘的叙述里有些模糊了，但那天的寒冷，透过她一遍遍的描述，至今仍能穿透几十年的时光，让我在南方阴雨的天气里，也偶尔会感到脊背发凉。
那是东北黑龙江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我们管那叫“屯子”。
入了冬，天地间就仿佛被一只巨手抹去了其他颜色，只剩下无垠的白和灰濛濛的天。
土坯房像一个个蹲在雪地里的沉默老人，披着厚厚的“白棉袄”，房檐下挂着一排排透明的冰溜子，长短不一，在偶尔从云层里挣扎出来的、惨淡的日头下，闪着冰冷而锐利的光。
家家户户的烟囱，从凌晨开始就冒着呛人的煤烟和柴火烟，那味道，是东北冬天独有的，带着一种挣扎求活的、微弱的暖意，也带着一股子无法言说的沉闷。
老郑家得了个小子，按老祖宗传下的规矩，周岁宴是要办的，这关乎着孩子一生的运程。
尽管家境窘迫，我爹郑富贵还是咬紧了后槽牙，从本就干瘪的指缝里抠出点钱，称了几斤肥多瘦少的猪肉，打了几斤劣质却辛辣的散装白酒，请了左邻右舍和几家走得近的亲戚，算是撑起一个场面。
那天，我家那间低矮的、墙壁常年被煤烟熏得发黑的屋子里，难得地挤满了人，弥漫着猪肉炖粉条子那股油腻的香气和老旱烟辛辣的雾霭，各种口音混杂在一起，营造出一种粗糙而短暂的热闹。
炕头烧得滚烫，铺上了一块我娘唯一拿得出手的、洗得发白的红布。
红布上，摆着抓周的家伙什儿：一本边角卷起的《新华字典》——寓意读书识字；一杆我爹用了多年、秤杆磨得油亮的旧秤——寓意会做买卖，吃穿不愁；一顶我爹冬天出门必戴、油渍麻花的狗皮帽子——寓意安稳温饱；还有一支半旧的毛笔，一把我娘用来算家里寥寥几笔收支的木头算盘。
这些都是庄户人家对下一代最朴素的、也是最殷切的期望：要么有学问，要么有活路。
变故，就出在一副多余的物件上。
住东头的二瘸子，我爹的酒友，咧着一口黄牙，看热闹不嫌事大，从他那件分不清颜色的棉袄兜里，掏出一副磨得油光发亮、边缘都透出玉色的牛骨骰子，“啪”地一声，随手就扔在了红布的边缘。
他嘿嘿笑着：“咱大侄子将来要是走文路武路没意思，跟咱学学这个，也能混口饭吃！”
屋子里爆发出一阵哄笑。
大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无伤大雅的玩笑。
我爹脸上有些挂不住，讪讪地笑了笑，想伸手把那骰子拿开，却被旁边的人起哄拦住了。
“哎，老郑，放着放着，看孩子自个儿选啥！”
我后来无数次想象那个画面：我被裹在厚厚的棉袄里，像个小棉花包似的，被抱到那片红布前。
周围是无数双带着笑意、好奇，或许还有几分看戏意味的眼睛。
炕桌下的火盆噼啪作响，屋子里烟雾缭绕。
据我娘说，我当时眼睛黑溜溜的，一点也不怕生，滴溜溜地转着，扫过那些象征着“正道”的物事。
我的小手越过《新华字典》，忽略了那杆旧秤，对那顶狗皮帽子更是视而不见。
然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我胖乎乎、带着肉窝的小手，异常坚定地、毫不犹豫地，一把就抓住了那副冰冷的、骨质的骰子，牢牢地攥在手心里，仿佛那是世间最珍贵的宝贝，甚至还兴奋地“咯咯”笑了起来，小手挥舞着，那骰子在我掌心发出轻微的碰撞声。
满屋子的喧闹，像被一把无形的剪刀“咔嚓”剪断，瞬间静了下来。
随即，各种复杂难言的声音才重新响起。
“嘿！
邪了门了！
老郑家这小子，手真准呐，首奔那骰子就去了！”
“了不得，了不得！
你看他抓得多紧，这是天生吃这碗饭的苗子啊！”
“老郑，恭喜啊，你们家怕是要出个‘小赌神’了！”
二瘸子得意地嚷着，仿佛印证了他的先见之明。
但也有人压低了声音，交头接耳，那声音虽小，却在短暂的寂静后显得格外清晰：“抓周抓骰子，这可不是啥好兆头……老话咋说的？
这是‘讨债鬼’上门啊……可不是嘛，耍钱那玩意儿，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别真是来败老郑家家的……”这些话，像数九寒天里顺着门缝钻进来的白毛风，吹得人骨头缝都发冷。
我爹脸上那点强挤出来的笑容彻底僵住，然后像干裂的墙皮一样，簌簌地剥落。
他黑红的脸膛涨得更紫，猛地站起身，想从我那攥得死死的小手里把骰子抠出来。
可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任凭他怎么掰，就是不放，反而因为被抢夺，“哇”一声嚎啕大哭起来，哭声尖锐，几乎要掀翻屋顶。
我娘赶紧把我抱开，心疼地拍着我的背，眼神里却己满是惶恐和不安。
我爹最终只能颓然地坐回炕沿，狠狠灌了一口辛辣的散白，那酒入口，怕是比黄连还苦。
这场抓周闹剧，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在我家，乃至整个屯子里，漾开了层层叠叠、久久不散的涟漪。
“郑家小子抓周抓了骰子”，成了那年冬天屯子里最富戏剧性的谈资。
它超越了谁家媳妇生了娃，谁家地里多收了几斗粮，带着一种猎奇的、宿命的色彩，在村头巷尾，在火炕牌桌旁，被反复咀嚼、演绎。
起初，人们只是当做一件奇闻趣事。
当我长大一些，和屯子里的小伙伴们弹玻璃球、扇piaji（一种印着图案的圆纸牌游戏），因为我手准、脑子活，总能赢走他们口袋里寥寥无几的糖块、玻璃球时，大人们看我的眼神就开始变得复杂。
他们会用那种半是调侃、半是认真的语气，指着我对旁人说：“看，我说啥来着！
老郑家这小子，天生就是这块料！
手气壮，脑子灵！”
童言无忌，童行也更无忌。
那时的我，哪里懂得大人们话语里深藏的担忧和那一丝不易察觉的贬义。
我甚至隐隐有些得意，把这种标签当成了对我“本事”的认可。
我迷恋上了那种感觉——运用一点点技巧，加上一点点不可控的“运气”，就能将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
那种微妙的、掌控局面的快感，像一粒邪恶的种子，在我心里悄悄埋下，并在一次次的“胜利”中汲取养分。
上学？
念书？
那些方块字和算术题太枯燥，太缓慢了，远不如在方寸之间的泥地上，用一颗玻璃球决出胜负来得首接、刺激。
我爹娘为此没少操心。
我爹是个闷葫芦，除了在我输光了玻璃球回家，或者因为贪玩忘了喂猪时，抡起鞋底子或者荆条抽我一顿，他说不出太多的大道理。
他的愤怒里，带着一种对命运预感的无力与恐惧。
而我娘，则是另一种方式。
她总是边掉眼泪边数落，手里可能还纳着永远也纳不完的鞋底：“小祖宗啊，你咋就不能像前院老王家大小子那样，好好念书呢？
耍钱可不能当饭吃啊！
你看看屯西头老张家，好好一个家，不就让他给输得精光？
你想把这个家都败光吗？
你那手抓啥不好，非抓那个催命的东西……”她的眼泪，像烧红的烙铁，烫得我心里一抽一抽的。
但少年的逆反心和那己经萌芽的、对赌博带来的廉价成就感的沉迷，让我像一头犟驴，根本听不进这些。
我把他们的焦虑、恐惧和泪水，简单地归结为“不懂我”、“迂腐”和“胆小”。
我觉得他们看不见我的“天赋”，不理解我在那简单的游戏中寻找到的、超越这个灰暗屯子的“价值”。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抓周的传说，更像是一个被集体无意识共同构建、并最终强加于我身的“自我应验的诅咒”。
它给了我一个看似合理的、走向堕落的借口，一个“天生如此”的心理暗示。
当周围所有人都用一种预设的、带着特定期待（哪怕是看笑话的期待）的眼光看你时，你似乎就有了一种“义务”，一种难以抗拒的推力，朝着他们预言的那个方向滑去。
仿佛不那样做，反而对不起这“天生异象”了。
而那副冰冷的、边缘被无数双手摩挲得圆润的骰子，从我周岁那天起，就真的如同附骨之疽，带着命运的嘲弄，一路带着我，滚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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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气壮，脑子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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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爹是个闷葫芦，除了在我输光了玻璃球回家，或者因为贪玩忘了喂猪时，抡起鞋底子或者荆条抽我一顿，他说不出太多的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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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看屯西头老张家，好好一个家，不就让他给输得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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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手抓啥不好，非抓那个催命的东西……”她的眼泪，像烧红的烙铁，烫得我心里一抽一抽的。
但少年的逆反心和那己经萌芽的、对赌博带来的廉价成就感的沉迷，让我像一头犟驴，根本听不进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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