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异乡的烙印1893年4月，德班港的海风裹着咸腥气，
卷过停泊在码头的“德班城堡号”邮轮。甘地站在甲板边缘，
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西装马甲的第三颗纽扣——那是母亲亲手缝上去的，
棉线的纹路里还残留着波尔班达老宅晒过的阳光。他低头看了眼锃亮的皮鞋，
鞋尖沾着的不是印度乡间的尘土，而是苏伊士运河沿岸的沙粒，
这让他忽然生出一种荒诞的割裂感：身上穿着伦敦裁缝定制的套装，
内里却藏着一颗仍在为种姓制度纠结的心脏。船身轻晃着靠岸，
码头上的人群像被风吹动的蚁群，黑皮肤的劳工扛着木箱匆匆走过，
白种人的马车在石板路上扬起烟尘，马蹄声与非洲土语、英语、印度斯坦语混杂在一起，
织成一张粗粝的声音之网。甘地攥紧了手里的皮箱，
箱角贴着的标签写着“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律师，
前往德班处理达杜·阿布杜拉公司案件”，可他总觉得那行字像块烙铁，烫得他指尖发麻。
来接他的是达杜·阿布杜拉公司的学徒拉姆达斯，一个穿着土黄色长衫的年轻人，
见到他时双手合十，笑容里带着怯意：“甘地先生，您能来真是太好了，
老板这几天都在为那桩债务案发愁。”拉姆达斯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古吉拉特口音，
让甘地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他跟着拉姆达斯穿过拥挤的码头，
的告示牌吸引——“欧洲人专用长椅”“有色人种不得入内”的字样用黑油漆涂得格外醒目，
像一道道无形的墙。“这些牌子……一直都在吗？”甘地停下脚步，声音有些发涩。
拉姆达斯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脸上的笑容淡了下去，他压低声音说：“先生，这里是南非，
和印度不一样。我们这样的人，走路要靠路边，不能和白人并排走，就连商店的门，
都要等白人先进完了才能进。”他说着，拉了拉甘地的袖子，“快走吧，
老板还在公司等着呢，晚了会被白人警察盘问的。”甘地被拉姆达斯拽着往前走，
皮鞋踩在石板路上，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他想起在伦敦格雷律师学院求学的日子，
那时他穿着西装，和英国同学一起在咖啡馆讨论《拿破仑法典》，
没人因为他的肤色对他侧目；可在这里，他身上的西装仿佛成了一种讽刺，
提醒着他既不属于白人的世界，也早已脱离了印度劳工的群体。
达杜·阿布杜拉公司的办公室在一栋两层小楼里，底层是货仓，上层是办公区。
甘地跟着拉姆达斯走上吱呀作响的木楼梯，迎面撞见一个穿白色衬衫的白人职员，
对方瞥了他一眼，眉头皱起来：“你是谁？这里不是苦力该来的地方。
”“我是莫罕达斯·甘地，律师，来见达杜·阿布杜拉先生。”甘地挺直脊背，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白人职员嗤笑一声，上下打量着他：“律师？
一个印度人也配当律师？别在这里捣乱，赶紧滚下去！”他说着，伸手就要推甘地的肩膀。
“住手！”一个洪亮的声音从办公室里传来，达杜·阿布杜拉快步走出来，
他穿着深蓝色的长袍，腰间系着金色的腰带，脸上的络腮胡修剪得整整齐齐。
他挡在甘地身前，对着白人职员沉声道：“这是我请来的律师，如果你再无礼，
我会向你的老板投诉。”白人职员看到达杜·阿布杜拉，气焰顿时矮了半截，
嘟囔着“不过是个印度佬”，转身悻悻地走了。达杜·阿布杜拉转过身，握住甘地的手，
掌心的温度带着真诚：“甘地先生，让你受委屈了。在南非，我们印度人要想挺直腰杆，
比登天还难。”办公室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红木办公桌，两把椅子，
墙上挂着一张印度地图。达杜·阿布杜拉请甘地坐下，给他倒了一杯红茶，
茶叶的香气驱散了些许旅途的疲惫。“案件的情况是这样的，
”达杜·阿布杜拉坐在甘地对面，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
“我和比勒陀利亚的商人塔塔巴伊有一笔债务纠纷，他欠了我两万英镑，却一直拖着不还。
我找了几个律师，要么不敢接，要么就是狮子大开口，我听说你在伦敦学过法律，
又了解我们印度人的情况，所以才冒昧请你过来。”甘地接过达杜·阿布杜拉递来的文件，
认真地翻看着。文件上的字迹密密麻麻，记录着债务的往来明细，还有塔塔巴伊的签名。
他一边看，一边在心里梳理着思路：“阿布杜拉先生，从文件来看，我们的证据很充分。
不过比勒陀利亚在德兰士瓦共和国，那里的种族歧视比德班更严重，我们去那里办案，
可能会遇到更多麻烦。”“我知道，”达杜·阿布杜拉叹了口气，眼神里满是无奈，
“德兰士瓦的法律规定，印度人不能晚上出门，不能在白人区租房，就连打官司，
都要排在白人后面。可那笔钱是我们公司几十名印度劳工的血汗钱，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甘地的手指停在文件上“印度劳工”那几个字上，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父亲曾是波尔班达土邦的首相，一生都在为改善底层印度人的生活奔走，
临终前还握着他的手说：“莫罕达斯，要记住，每个人的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不管他是婆罗门，还是首陀罗。”那时他还小，似懂非懂，可现在，在遥远的南非，
他忽然明白了父亲话里的重量。“阿布杜拉先生，这案子我接了。”甘地抬起头，眼神坚定，
“就算遇到再多困难，我也会帮你把钱要回来，不仅是为了公司，
更是为了那些辛苦劳作的印度同胞。”达杜·阿布杜拉没想到甘地会这么快答应，
激动得握住他的手：“太感谢你了，甘地先生！我这就给你安排去比勒陀利亚的火车票，
明天一早就出发。”第二天清晨，甘地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德班火车站。站台上挤满了人，
白人坐在头等舱的候车室里，喝着咖啡，看着报纸；印度人和黑人则在站台上露天等候，
手里提着破旧的行李，眼神里满是疲惫。甘地拿着达杜·阿布杜拉给的头等舱车票，
走向头等舱候车室，却被检票员拦了下来。“你不能进去。”检票员是个高个子白人，
眼神里带着傲慢。“我有头等舱车票。”甘地把车票递过去，心里有些不安。
检票员看都没看车票，挥了挥手：“头等舱是给白人坐的，印度人只能坐三等舱。
赶紧去那边，别在这里耽误时间。”“可车票上明明写着我的名字，我付了头等舱的钱，
为什么不能坐？”甘地据理力争，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周围的白人纷纷看过来，
眼神里带着嘲笑和不耐烦。一个白人绅士走过来，拍了拍检票员的肩膀：“让他赶紧走，
别让这种人污染了头等舱的空气。”检票员得到了支持，态度更加蛮横，
他伸手抓住甘地的胳膊，用力把他往站台上拽：“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再不走我就叫警察了！”甘地被他拽得一个趔趄，胳膊上传来一阵刺痛。
他看着周围冷漠的目光，看着检票员狰狞的脸，忽然觉得一股怒火从心底窜上来，
可他又想起母亲教他的“非暴力”，想起《薄伽梵歌》里“控制情绪，
方能成就大事”的教诲，硬生生把怒火压了下去。他挣脱开检票员的手，
整理了一下被扯皱的西装，平静地说：“我会去三等舱，但我会记住今天的事。
”三等舱的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里弥漫着汗味、烟草味和劣质食物的味道。
甘地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旁边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印度妇女，孩子在怀里哭闹着，
妇女一边拍着孩子的背，一边低声安慰，眼里满是辛酸。甘地看着她，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想起了印度乡间那些吃不饱饭的农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难受得厉害。
火车缓缓开动，窗外的风景渐渐后退，绿色的草原、黄色的沙漠、白色的房屋，
像一幅流动的画。可甘地却没心思欣赏，他拿出随身携带的《薄伽梵歌》，翻开书页，
却怎么也看不进去。检票员的蛮横、白人的冷漠、印度妇女的辛酸，
像一幕幕电影在他脑海里回放，让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种族歧视不是书本上的文字，
而是插在印度人心里的一把刀。“先生，您是去比勒陀利亚办事吗？
”旁边的妇女见孩子睡着了，轻声问道。甘地转过头，对她笑了笑：“我是律师，
去那里帮人处理一桩债务案。”“律师？”妇女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了下去，
“在比勒陀利亚，印度律师也不好办事吧？我丈夫在那里的金矿做工，
去年被白人监工打伤了，找了好几个律师，都没人愿意帮我们。”“为什么？”甘地追问。
“还能为什么，”妇女叹了口气，“白人监工和警察局的人是一伙的，律师要么怕得罪他们，
要么就是觉得我们印度人没钱，不想浪费时间。我丈夫现在还躺在床上，
家里的生计都快维持不下去了。”甘地的心沉了下去，他看着妇女憔悴的脸，
看着她怀里孩子干裂的嘴唇，忽然觉得自己接下的不仅仅是一桩债务案，
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拿出笔和纸，
对妇女说：“你把你丈夫的名字和金矿的地址告诉我，等我处理完债务案，就去看看他。
如果能帮上忙，我一定会尽力。”妇女没想到甘地会这么说，激动得眼圈都红了，
她连忙把丈夫的信息告诉甘地，双手合十道：“太感谢您了，先生！您真是个好人，
要是所有的印度人都能像您这样，我们就不会这么苦了。”甘地握着手里的纸条，
纸条上的字迹有些潦草，却带着妇女的希望。他抬头望向窗外，夕阳正缓缓落下，
把天空染成了红色，像一片燃烧的火焰。他忽然想起了在伦敦时，
导师对他说的话：“法律的意义不是维护特权，而是追求公平。”那时他还不太理解，
可现在，在这列拥挤的三等舱火车上，他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公平不是等来的，
而是靠自己争取来的。火车在夜色中继续前行，车厢里的人们渐渐睡着了，
只有车轮与铁轨碰撞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甘地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
却没有丝毫睡意。他在心里默默规划着接下来的行程：先处理完达杜·阿布杜拉的债务案，
然后去看看妇女的丈夫，了解金矿劳工的情况。他知道，这条路会很难走，会遇到很多阻碍，
可他不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还有无数像妇女一样的印度同胞，
在等着他带来希望。凌晨时分，火车到达比勒陀利亚站。甘地背着行囊走下火车，
站台上的灯光昏暗，冷风吹在脸上，带着刺骨的寒意。他抬头看了眼天空，星星很少，
只有一轮残月挂在天边，散发着微弱的光芒。他深吸一口气，迈开脚步，朝着车站外走去。
皮鞋踩在冰冷的站台上，每一步都很坚定，因为他知道，从这一刻起，
他的人生将不再只是为了个人的前程，而是为了印度同胞的尊严和自由，
踏上一条充满荆棘却又无比光荣的道路。车站外，一辆马车缓缓驶来，车夫是个黑人，
看到甘地，热情地打招呼：“先生，您要去哪里？我送您吧，价格很便宜。”甘地坐上马车，
告诉车夫达杜·阿布杜拉公司在比勒陀利亚的联络地址。马车在空旷的街道上行驶，
路边的房屋大多黑着灯，只有几家白人酒吧还亮着灯，里面传来喧闹的笑声。甘地看着窗外，
心里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要让印度人在南非抬起头来，要让所有的人，不管肤色如何，
都能平等地坐在头等舱火车里，平等地走进任何一家商店，平等地享受法律的保护。
马车在一栋小小的平房前停下，这里就是达杜·阿布杜拉公司的联络点。甘地付了车费，
感谢了车夫，然后推开了平房的门。屋里的灯光很亮，
达杜·阿布杜拉派来的联络员已经在等他了，看到他进来，连忙迎上去：“甘地先生，
您终于到了！一路辛苦了，快坐下歇歇，我给您煮了热汤。”甘地坐在椅子上，
喝着温热的汤，身体渐渐暖和起来。联络员给他介绍了比勒陀利亚的情况，
告诉他人们都说这里是“白人的天堂，有色人种的地狱”，让他一定要小心。
甘地认真地听着，把每一个注意事项都记在心里。夜深了，联络员给甘地安排了房间，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却很干净。甘地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脑海里还在想着白天的经历。他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很艰难，
塔塔巴伊肯定会用各种手段刁难他，白人政府也可能会给他制造麻烦，可他不会退缩。
他从行李箱里拿出母亲缝的护身符，戴在脖子上，护身符的温度贴着皮肤，
让他感到无比安心。他闭上眼睛，在心里默念着《薄伽梵歌》里的诗句：“履行你的职责，
不要执着于结果。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要保持平静。”他知道，
自己的职责就是为印度同胞争取公平和尊严，不管结果如何，他都会坚持下去，
直到看到胜利的那一天。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地上，形成一道银色的光带。
甘地在月光中渐渐睡着了，他的脸上带着一丝坚定的笑容，因为他知道，
一场改变印度人命运的斗争，即将从这里开始。
第二章·比勒陀利亚的觉醒比勒陀利亚的晨光来得迟，1893年4月的清晨，
薄雾还没散尽，甘地就被窗外的马蹄声惊醒。他起身推开吱呀作响的木窗，
看见穿卡其布制服的白人警察正骑马巡逻，马靴踏过石板路的声音沉闷如鼓，
在空荡的街道上格外刺耳。昨夜联络员煮的热汤余温还在胃里，
可想起三等车厢里那位印度妇女的眼泪，
他攥着窗框的手指还是不自觉地收紧——这里不是德班，连空气里都飘着压迫的味道。
洗漱时，他对着铜盆里的水整理衣领，西装领口的浆洗已经有些发皱，
那是伦敦裁缝用最好的亚麻布做的，曾是他作为“英国绅士”的骄傲。可现在，
这西装更像一层薄薄的铠甲，裹着一颗在种族歧视里不断受撞的心。联络员敲了敲门，
递来一张纸条：“塔塔巴伊的律师约您今天上午十点在法院附近的咖啡馆见面，
说要‘谈谈案件细节’。”纸条上的字迹潦草，末尾还画了个歪斜的十字，像个隐晦的警告。
“塔塔巴伊在德兰士瓦很有势力，”联络员压低声音，黝黑的脸上满是担忧，
“他和警察局的人称兄道弟，去年有个印度商人告他欠债，结果反被安了个‘偷税’的罪名，
关了三个月。您今天去见他，一定要小心。”甘地把纸条折好塞进西装内袋，
指尖触到母亲缝的护身符，忽然定了定神：“我是来谈法律的，不是来怕他的。
”他从行李箱里拿出《印度刑法典》和案件文件，塞进皮质公文包，
“你帮我打听一下那位在金矿受伤的劳工，叫……”他翻出昨晚记着名字的纸条，
“叫拉朱的，我下午想去看看他。”咖啡馆在法院斜对面，红砖墙面上爬满了枯萎的藤蔓，
门口挂着“欧洲人优先”的木牌。甘地推开门时，铃铛叮当作响，
里面的白人顾客齐刷刷抬眼，目光像针一样扎在他身上。靠窗的位置，
一个穿黑色西装、留着八字胡的男人朝他招手，桌上摆着一杯没动过的咖啡，
杯沿沾着圈奶渍——那是塔塔巴伊的律师，亨德森。“甘地先生，坐。
”亨德森的声音里带着刻意的客气，手指却在桌上轻轻敲着，“我直说了吧，
塔塔巴伊先生不喜欢把事情闹到法庭上。他愿意还五千英镑，
条件是你劝达杜·阿布杜拉撤案，并且……”他顿了顿，眼神扫过甘地的肤色，
“以后不要再管德兰士瓦印度人的闲事。”咖啡的香气混着烟草味飘过来，
甘地却觉得喉咙发紧。他拿出文件放在桌上，
指尖指着债务明细上的“两万英镑”：“亨德森先生，法律讲究证据。
这上面有塔塔巴伊先生的签名，还有每一笔货物的交割记录，五千英镑连本金的零头都不够。
”亨德森冷笑一声，伸手把文件推到一边，咖啡杯在桌上划出刺耳的声响：“证据？
在德兰士瓦，白人的话就是证据。你以为法院会听一个印度人的？我劝你识相点，
拿着五千英镑回德班，不然……”他凑近了些，声音压得更低，“你可能连火车站都出不去。
”周围的白人顾客开始交头接耳，有人故意把杯子重重放在桌上，发出“哐当”的响声。
甘地挺直脊背，目光扫过那些带着敌意的脸，忽然想起在格雷律师学院时，
导师说过“法律的灵魂是公正，不是肤色”。他把文件重新拉回来，
一字一句地说：“我不会撤案，也不会放弃。这笔钱是几十名印度劳工的血汗，
我必须要回来。”亨德森的脸色沉了下来，他猛地站起身，西装下摆扫过桌面，
咖啡溅出几滴在文件上：“好，你等着。”说完，他甩门而去，
留下满室的目光和刺鼻的咖啡味。甘地坐在原地，看着文件上晕开的咖啡渍，
像一滴黑色的泪——在这里，公正竟比纸还薄。离开咖啡馆时，
门口的白人警察朝他瞥了一眼，手按在腰间的警棍上。甘地攥紧公文包，脚步没停，
沿着街道往前走。阳光已经驱散了薄雾，可他却觉得浑身发冷，路过一家杂货店时，
看见橱窗里贴着张新告示：“印度人购物需在后门排队，禁止触摸商品”。
玻璃反射出他的影子，西装革履，却像个格格不入的外人。下午，联络员带着甘地去金矿。
矿区在城郊的山脚下，远远就能看见高耸的烟囱，黑烟滚滚，把天空染成了灰色。
土路两旁搭着密密麻麻的茅草棚，那是印度劳工的住处，棚子门口晾着破洞的土布衫，
几个瘦得只剩骨头的孩子正蹲在地上捡煤渣。“拉朱住最里面那个棚子。
”联络员指着一个快要塌的茅草棚，声音里带着不忍，“他被监工打断了腿，没钱治，
只能躺着。他老婆白天去洗衣房做工，晚上回来照顾他，孩子都快饿死了。
”甘地掀开挂在棚子门口的破布，一股霉味和血腥味扑面而来。棚子里只有一张木板床，
拉朱躺在上面，右腿肿得像水桶，伤口用脏布裹着，渗出的血已经发黑。
他的妻子卡姆拉正蹲在地上煮稀粥，粥锅里只有几片菜叶，热气里飘着淡淡的苦味。“先生，
您真的来了。”卡姆拉看到甘地，手里的木勺“当”地掉在地上，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拉朱艰难地睁开眼，枯瘦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
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律师……您能帮我讨回公道吗？那个监工说，
打我是因为我‘敢和白人顶嘴’。”甘地蹲在床边，轻轻掀开裹着伤口的脏布，
里面的皮肉已经溃烂，爬着细小的蛆虫。他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想起父亲生前常说的“众生平等”，可在这里，印度人的命竟不如一条狗。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自己带的止痛药，递给卡姆拉：“先给拉朱先生敷上，能缓解些疼痛。
我会去找金矿老板，还有警察局，一定要让那个监工付出代价。”“没用的，先生。
”拉朱摇了摇头，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警察局的人收了金矿老板的钱，
他们说我‘袭击白人’，还要抓我去坐牢。要不是邻居帮忙把我藏起来，我早就被带走了。
”甘地攥着止痛药的手微微发抖，他站起身，看着棚子里漏风的屋顶，
看着卡姆拉怀里饿得哭不出声的孩子，忽然明白——达杜·阿布杜拉的债务案不是孤立的，
在这里，每一个印度人都在遭受着同样的压迫。他们的尊严被踩在白人的脚下，
他们的权利被法律的漏洞吞噬，而自己，不能只做一个只关心案件输赢的律师。
离开茅草棚时，夕阳已经西斜，矿区的烟囱还在冒黑烟，把天空染成了暗红色。
甘地沿着土路往回走，遇到几个下班的印度劳工，他们穿着破洞的工装，
手里拿着只有半块黑面包的晚餐，看到甘地时，都低着头匆匆走过，
像怕被白人看见他们和“西装先生”说话。“他们为什么不反抗？”甘地问联络员。
联络员叹了口气：“反抗？怎么反抗？白人有枪，有警察，有法律。我们印度人没有土地，
没有钱，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去年有个劳工组织起来抗议，结果被警察开枪打死了十几个，
尸体扔在荒野里，连收尸的人都没有。”甘地停下脚步，看着远处白人居住区亮起来的灯光，
那些房子有宽敞的阳台，有花园，有马车——而印度劳工的茅草棚，却连遮风挡雨都做不到。
他忽然想起在伦敦时读的《论公民的不服从》，梭罗说“不公正的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暴力”，
那时他只当是书本里的理论，可现在，他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暴力，像一把钝刀，
慢慢割着印度人的肉。回到联络点时，天色已经黑透。他刚推开门，
就看见达杜·阿布杜拉坐在桌前，脸色凝重。“甘地先生，你出事了。
”达杜·阿布杜拉递过来一张报纸，
头版标题用黑体字写着：“印度律师妄图干预德兰士瓦司法，警方将‘密切关注’”。
下面还配了一张甘地的照片，是他昨天在火车站被拍的，
照片旁写着“可疑分子莫罕达斯·甘地”。“亨德森搞的鬼。
”达杜·阿布杜拉的手指敲着桌子，声音里满是焦虑，“他和报社老板是朋友，
这是在给警察局找借口抓你。我看这案子……要不我们算了吧，五千英镑虽然少，
总比你出事好。”甘地拿起报纸，指尖划过那些刺目的文字，忽然笑了——不是无奈的笑，
是一种觉醒后的平静。他把报纸放在桌上，翻开《薄伽梵歌》，
找到那行他昨夜默念的诗句：“履行你的职责，不要执着于结果。
”然后抬头看着达杜·阿布杜拉：“阿布杜拉先生，我们不能算。如果我们现在退缩，
塔塔巴伊以后会更肆无忌惮地欺负印度人，白人也会觉得我们永远只会屈服。
这不是一桩简单的债务案，这是我们印度人在德兰士瓦争取尊严的开始。”他站起身，
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巡逻警察的马灯在黑暗中移动，像鬼火一样。“我要去见警察局局长，
”他说，“我要告诉他们，我是来办案的律师，不是什么‘可疑分子’。
我还要联合这里的印度商人，成立一个‘印度人协会’，
我们要一起为自己的权利发声——不能再让拉朱那样的人，流着血还只能忍气吞声。
”达杜·阿布杜拉愣住了，他认识的甘地，是伦敦回来的“绅士律师”，说话温和，
做事谨慎。可现在的甘地，眼里像燃着一团火，那是他从未见过的坚定。
“可是……警察局局长不会见你的，他连印度人的门都不会开。”“他会的。
”甘地从公文包里拿出纸笔，开始写一封信，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清晰有力，
“我会用法律的语言告诉他，他的‘密切关注’是对司法公正的亵渎。我还要告诉他，
如果他敢无故抓我，我会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伦敦的《泰晤士报》，
告诉印度的《印度舆论》——让全世界都看看，德兰士瓦的法律是如何对待有色人种的。
”写完信，他把信折好，递给联络员：“明天一早，你把这封信送到警察局，
一定要亲手交给局长。另外，你去联系比勒陀利亚所有的印度商人，
就说我今晚七点在这个房间召开会议，想为印度人争取权利的，都可以来。”联络员接过信，
看着甘地坚定的眼神，忽然挺直了腰板：“好，先生，我这就去办！”那天晚上，
小小的联络点挤满了人。有穿长袍的商人，有戴头巾的劳工，有抱着孩子的妇女，
连隔壁卖香料的老人都拄着拐杖来了。油灯的光摇曳着，映着一张张渴望改变的脸。
甘地站在人群中间，没有穿西装，
而是换上了一件简单的白色土布长衫——那是他让联络员找裁缝做的，布料粗糙，
却比西装更让他觉得踏实。“朋友们，”甘地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
“我们在德兰士瓦受了太多的苦。我们被赶到三等车厢，被禁止进白人的咖啡馆，
被白人监工殴打，被警察随意关押……可我们不是奴隶，我们是印度人，我们有自己的尊严，
有自己的权利！”人群里有人开始点头，一个劳工站起来，声音带着哽咽：“先生，
我们想反抗，可我们怕……怕像去年那样，被警察开枪打死。”“我知道你们怕，
”甘地走到那个劳工身边，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也怕。可如果我们一直怕，
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的孩子，还会继续受这样的苦。我们要反抗，但不是用暴力，
是用真理，用正义。我们要成立‘印度人协会’，我们要收集白人压迫我们的证据，
我们要写信给英国政府，给印度政府，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遭遇！
”他拿出达杜·阿布杜拉的案件文件，展示给所有人看：“塔塔巴伊欠我们两万英镑，
这是我们的血汗钱。我会在法庭上为我们争取回来，这不仅是为了阿布杜拉先生，
更是为了证明——印度人的权利，也是受法律保护的！”人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有人擦着眼泪，有人握着拳头。卖香料的老人走上前，
把一包藏在怀里的金币放在桌上：“先生，这是我的积蓄，给协会用，我们要为自己争口气！
”其他商人也纷纷拿出钱，劳工们虽然穷，却也承诺会帮忙收集证据，
妇女们则说要为开会的人做饭。油灯的光映在甘地脸上，他看着眼前这些团结起来的同胞，
忽然觉得心里充满了力量。他想起在伦敦时，
自己曾为了“融入英国社会”而刻意模仿白人的生活，穿西装，吃西餐，说流利的英语。
可现在他明白，真正的尊严，不是靠模仿别人得来的，
而是靠自己争取来的——靠自己的文化，靠自己的信仰，靠自己的团结。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人们离开时，脚步都比来时坚定。甘地送他们到门口，看着他们消失在夜色中，
远处警察的马灯还在移动，可他再也不觉得害怕了。他回到房间，拿起那本《薄伽梵歌》，
在扉页上写下一行字：“真理即神，非暴力即通往神的道路。”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
落在纸上，那行字像一道光，照亮了他未来的路。他知道，比勒陀利亚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亨德森会继续刁难，警察局会继续施压，塔塔巴伊也不会轻易认输。
可他不再是那个孤独的“英国绅士”，他身后站着无数的印度同胞，他们的信念，
就是他最坚硬的铠甲。第二天清晨，联络员带回了警察局局长的回复——同意后天上午见他。
达杜·阿布杜拉拿着回复，激动得手都在抖：“甘地先生，您做到了！
您真的让局长同意见您了！”甘地正在整理协会的文件，闻言抬头笑了笑：“不是我做到了，
是我们做到了。当我们团结起来，真理就会站在我们这边。”他把文件放进公文包，
又拿起那件白色土布长衫，轻轻抚平上面的褶皱，“后天去见局长，我就穿这个。
”窗外的阳光已经很亮了，照在土布长衫上，泛着朴素的光。甘地看着那件长衫，
忽然想起母亲在波尔班达老宅织土布的样子，母亲说“土布是印度人的根”，那时他不懂，
可现在他懂了——这土布，不仅是布料，更是印度人的尊严，是印度人的信仰，
是通往自由的道路。他深吸一口气，推开窗户，比勒陀利亚的晨光落在他脸上，温暖而坚定。
一场关于真理与非暴力的觉醒，正在这座充满压迫的城市里，悄然开始。
第三章·法庭内外的真理1893年4月的比勒陀利亚，法院门前的石阶总沾着未干的露水。
甘地踩着晨光走向那栋红砖建筑时，土布长衫的下摆扫过石阶，
带起细小的水珠——这是他第二次穿这件衣服出门，布料经过昨夜的熨烫，变得柔软却挺括，
像他此刻的心境，温和却坚定。公文包里装着案件文件、协会成员签名的请愿书，
还有一张拉朱溃烂伤口的素描，那是昨夜一位做裁缝的印度同胞连夜画的，
炭笔线条下的血肉模糊，比任何文字都更有力量。“甘地先生！”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是达杜·阿布杜拉，他手里攥着一个布包，额头上渗着汗，“我给您带了块印度薄饼，
还有点芒果酱，您早上没吃东西。”他把布包塞进甘地手里，眼神里满是担忧，
“亨德森肯定会在法庭上使坏，您千万要小心。”甘地接过布包，指尖触到温热的薄饼，
心里泛起一阵暖意。他拍了拍达杜·阿布杜拉的肩膀：“别担心，我们有证据，有真理，
这就够了。”说话间，法院的大门“吱呀”一声打开，穿黑色法袍的法官走了出来，
身后跟着亨德森。亨德森看到甘地的土布长衫，
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看来甘地先生终于认清自己的身份了，不再装英国绅士了。
”甘地没有理会他的挑衅，目光落在法官身上，微微欠身：“法官大人，
我是莫罕达斯·甘地，达杜·阿布杜拉先生的代理律师。”法官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眼神锐利如鹰，他上下打量着甘地的土布长衫，眉头皱了皱，却没说什么，
只是转身走进法庭：“开庭时间到了，进去吧。”法庭不大，旁听席上已经坐满了人。
前排是白人商人，他们大多穿着西装，手里拿着手杖，眼神冷漠；后排是印度同胞，
有协会的成员，有拉朱的妻子卡姆拉，还有几个金矿劳工，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
却坐得笔直，像一棵棵倔强的野草。甘地走到原告席前坐下，刚放下公文包，
就看到塔塔巴伊从侧门走进来，他穿着昂贵的丝绸西装，脖子上挂着金项链，走到被告席时，
还故意朝甘地瞥了一眼，眼神里满是傲慢。开庭铃声响起，
法官敲了敲法槌：“现在审理达杜·阿布杜拉诉塔塔巴伊债务纠纷案，请原告律师陈述案情。
”甘地站起身，从公文包里拿出债务文件，声音清晰而沉稳：“法官大人，1892年3月，
被告塔塔巴伊从原告达杜·阿布杜拉公司订购了一批棉花，价值两万英镑，
双方签订了书面合同，约定同年12月付清款项。但截至今日，被告仅支付了五千英镑，
剩余一万五千英镑拒不偿还。这里有合同原件、货物交割单、被告的签名确认书，
还有三位证人可以证明此事。”他把文件一一递交给法官，每一份都整理得整整齐齐，
上面的签名和印章清晰可见。亨德森立刻站起来反驳：“法官大人，这纯属诬告！
塔塔巴伊先生已经付清了所有款项，只是原告不小心弄丢了收据。而且，
这些所谓的‘证据’，很可能是原告伪造的——一个印度公司的文件，可信度本来就低。
”他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这是塔塔巴伊先生找到的证人证言，
证明他在12月已经付清了款项。”甘地看着那张纸条，上面的字迹潦草，
证人签名处只有一个模糊的十字，连姓名都没有。他微微皱眉：“法官大人，
被告提供的证言没有证人姓名、住址，也没有日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要求，
不能作为有效证据。相反，我们的证据有完整的签名和日期，还有三位明确的证人，
他们都在旁听席上，可以随时出庭作证。”法官点了点头，示意亨德森坐下，
然后对甘地说：“请传唤你的第一位证人。
”第一位证人是达杜·阿布杜拉公司的仓库管理员，他跟着达杜·阿布杜拉做了十年，
亲眼看着棉花被装上塔塔巴伊的马车。他走到证人席上，双手有些发抖，
却还是大声说：“法官大人，1892年3月15日，
我亲自把棉花装上塔塔巴伊先生的马车，一共五十包，每包两百磅，价值两万英镑。
塔塔巴伊先生当时说，等棉花卖出去就付钱，可后来一直没给。
”亨德森立刻站起来盘问：“你说你亲眼看到了，
可你怎么证明那些棉花就是塔塔巴伊先生订的？说不定是你记错了，
把别人的货物当成他的了。”仓库管理员愣了一下，脸色有些发白。
甘地连忙补充道：“法官大人，我们有货物交割单，上面有塔塔巴伊先生的签名，
还有仓库的印章，这可以证明证人的说法。而且，第二位证人是运输棉花的马车夫，
他也可以证明此事。”马车夫出庭时，手里还拿着一本破旧的账本，他翻开账本，
指着其中一页说：“法官大人，1892年3月15日，
我从达杜·阿布杜拉公司拉了五十包棉花，送到塔塔巴伊先生的仓库，这上面有我的记录，
还有塔塔巴伊先生仓库管理员的签名。”账本上的字迹虽然有些模糊，
却能清楚看到日期和签名。亨德森的脸色变得难看，他还想继续盘问，
却被法官打断：“被告律师，你的盘问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请坐下。”接下来，
第三位证人出庭，是一位印度商人，他曾亲眼看到塔塔巴伊卖棉花，
却从未听说塔塔巴伊付清了货款。三位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加上完整的文件证据，
案情逐渐清晰。塔塔巴伊坐在被告席上，脸色越来越阴沉，时不时用眼神瞪亨德森，
显然对他的表现很不满。庭审进行到一半，休庭十分钟。甘地走到旁听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