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姜晚是一个活生生的家庭废品垃圾处理站。这可不是什么比喻，而是我过去二十多年人生的真实写照。外人眼里，我们家体面和睦，父母慈爱，姐弟情深。可只有我知道，在那扇紧闭的门后，我不是女儿，也不是姐姐，我是一个编号为“姜晚”的垃圾桶。他们从不打我，也从不骂我，他们只是日复一日地告诉我，我不配。我不配拥有新的东西，不配拥有好的东西，不配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我的人生，就像我房间里堆积如山的破烂，廉价，且毫无价值。直到那天，我决定将这些“垃圾”变成我反抗的资本。
“小晚，工资发了吧？老规矩，转给妈，妈给你统一保管。”
我刚下班，脚还没踏进家门，母亲王秀兰的声音就跟催命符一样飘了过来。她正坐在沙发上，一边嗑着瓜子，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瞥着我，那眼神，就像在审视一件等待回收的物品。
我攥紧了口袋里那薄薄的信封，里面是我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的工资，三千五百块。对这个城市的消费水平来说，这笔钱少得可怜，但对我而言，它是我唯一的希望。
“妈，这个月……我想自己留一点，我想买件厚点的外套，天冷了。”我鼓起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声音小的像蚊子哼哼。
王秀兰嗑瓜子的动作停了，她慢悠悠地把瓜子皮吐进垃圾桶，抬起眼皮，那双精明的眼睛里满是不悦：“买什么外套？你弟弟那件蓝色的羽绒服不是不穿了吗？我看就挺好，你拿去穿，多节约。女孩子家家的，花钱大手大脚，以后怎么嫁得出去？”
我那个所谓的弟弟，姜涛，比我小两岁，却比我高一个头，壮得像头牛。他穿过的衣服，我套在身上就像偷穿了大人衣服的小孩，又肥又大，滑稽得像个小丑。
“可是那件……袖口都磨破了。”我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破了怕什么？补补不就行了？你看看你，就是不懂事。”王秀兰的语调开始变得尖刻，“好东西当然要留给弟弟，他是我们家的根，你以后总是要嫁出去的。我们养你这么大，让你给家里省点钱，不是应该的吗？”
这时，我爸姜建国从书房里走出来，他扶了扶眼镜，看都没看我一眼，径直走到王秀兰身边坐下，附和道：“听你妈的，小晚，你妈都是为你好。”
永远都是这句话，“为你好”。
为我好，所以我的工资要全部上交，只留下每天十块钱的公交费和午饭钱。为我好，所以我从小到大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全是亲戚朋友送的，或者是我妈和我弟淘汰下来的。为我好，所以我大学毕业后，他们就逼着我找了份离家近但毫无前途的工作，方便他们“统一管理”。
我的房间，更是这个“为我好”的集中体现。里面堆满了他们不要的旧电器、缺了角的家具、过时的杂志。他们说，反正你房间大，放着也是放着，别浪费了。于是，我的卧室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储藏室，我每天就在这些垃圾的包围中睡觉、喘息。
我低着头，默默地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工资信封，递了过去。王秀玲一把抓过，熟练地抽出里面的钞票，然后从自己钱包里数出三百块钱，塞还给我。
“行了，这个月多给你一百，算是奖励你听话。去，把你弟弟那件蓝色羽绒服找出来试试。”她挥了挥手，像打发一只苍蝇。
我捏着那三百块钱，感觉像捏着三片冰冷的刀片。这就是我的价值，一个月三千五的工资，只配换来三百块的“零花钱”和一句“听话”的奖励。
我没有动，只是站在原地，看着她把我的血汗钱塞进她那鼓鼓囊囊的钱包里，然后亲热地对我爸说：“老姜，明天我们去给涛涛看看最新款的手机，他同学都有了，我们也不能让他比别人差。”
那一刻，我心里的某根弦，彻底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