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正严，每家只许生一个孩子。父亲作为家中长子，
心里像揣着团火，一门心思盼着能有个儿子续香火。可命运偏爱开玩笑——第一胎生了大姐，
是个丫头；紧接着第二胎，二姐呱呱坠地，可她刚出生没几个月，就被腹部积水缠上了。
那会儿家里穷得叮当响，村里的医疗条件又差，父母抱着她跑了好几家诊所，
最终还是眼睁睁看着她没了气息，小身体在怀里一点点变凉。后来便有了我，
可父母想要儿子的念头像野草般疯长。顶着计划生育的高压，
他们咬着牙商量出个办法：先把我送养，再试着生一胎。没成想，这一胎又是个女儿，
他们只好如法炮制，也把妹妹送了人。直到最后一次，才算圆了心愿——弟弟降生那天，
父亲在产房外搓着双手直打转，听到“是个男孩”时，黝黑的脸上瞬间绽开了褶子。
同样是被送养的孩子，我的命运却多了丝转机。父母把我托付给同姓本家，
靠着宗族那点情分，默许这只是权宜之计——等计划生育的风头过了，还能把我接回去。
妹妹就没这么幸运了，她被送养的那户人家，虽也是同姓宗亲，
却当场拍了板：“送过来就别想再要回去。”于是，当我重返原生家庭时，
自然成了家里的“二姐”，而妹妹的身影，永远留在了另一户人家的炊烟里。
养父母是那种不善言辞的农民，一辈子守着田里的那几分地，春天弯腰插秧，秋天弓背割稻，
粗糙的手掌磨出厚厚的茧子，硬是撑起了一个家。说来也怪，
我的清晰记忆明明是从五岁开始的，可那些模糊的童年片段，总像浸了水的棉絮，
时不时从时光里浮出来。那时我体质弱得像株豆芽菜，三天两头闹病。每次我咳得直不起腰，
或是烧得小脸通红，养父母从不啰嗦。养父会蹲下身，宽厚的手掌摸了摸我的额头，
随即把我往背上一送，养母则赶紧往我怀里塞条厚布巾，
两人轮流背着我往深山那头的诊所赶。山路蜿蜒得像条长蛇，
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碎石上，上坡时身体前倾得几乎与地面平行，
下坡时又得死死稳住脚步，生怕颠着我。遇上寒风呼啸的雪天，
养父会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裹在我身上，只留件单衣在风雪里冻得直哆嗦；碰上下暴雨，
养母就用塑料布把我裹得严严实实，自己顶着雨往前冲，雨水顺着她的发梢往下淌，
在下巴尖汇成小水流。那些被汗水浸透的后背，那些在泥泞里打滑却从未停歇的脚步，
早被岁月刻进了我的骨头里。2父亲来接我的那天，我刚满五岁。按理说，
五岁前的事早该被时光冲得模糊，可那天的画面，像被烙铁烫过似的，至今清晰。
在养父母家的五年，我早把那方小院当成了家——清晨养母掀开锅盖时冒出的白汽，
夜晚油灯下她纳鞋底时晃动的线团，还有四姐把偷偷藏的糖塞给我时，
指尖蹭过我手心的温度，都成了生命里最暖的印记。可眼前这个自称“父亲”的男人，
带着一身陌生的汗味，语气硬得像块石头：“跟我回家。”被他强行背起的瞬间，
我像只受惊的小猫炸了毛。指甲狠狠掐进他脖颈的皮肉里，
一下下刮出红痕；双手揪住他稀疏的头发，
使出浑身力气往死里拽；嘴里“呸呸”地往他后背上吐口水，哭喊得嗓子都哑了：“我不！
我要回娘那里去！”他却像座沉默的山，任凭我在他背上又踢又蹬，
双臂却像铁钳似的箍着我的腿，一步一步往门外挪。养母在一旁抹着眼泪，
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最后只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我平时穿的小衣裳。
从养父母家到原生家庭的路，要跨过一条咆哮的大河，翻过九座陡峭的山峰。
父亲背着我深一脚浅一脚走到河边时，浑浊的河水正翻着白沫，卷着枯枝败叶往下游冲，
浪头拍在岸边的石头上，溅起半人高的水花。他把我往背上又紧了紧，挽起裤腿就往水里蹚，
冰凉的河水瞬间漫过他的膝盖，每走一步都像被什么东西往下拽。
对岸的山峦在雨雾里若隐若现，像一头伏着的巨兽。我趴在他的背上，
看着养父母家的方向一点点缩小，最后缩成个模糊的黑点，
心里的寒意比河水还凉——我知道，那条河不仅隔开了两岸，
更把我和过去的温暖生生切断了。那个有炊烟、有油灯、有养母小调的地方，再也回不去了。
我踏进那个被叫做“家”的地方，院里站着爷爷奶奶，
还有个面孔生分的女人——他们说那是我妈。屋里还挤着个比我高半个头的大姐，
和个矮墩墩的小不点弟弟，比我小四岁。那年头家里穷，锅灶上天天飘着包谷饭的糙香，
面条是逢年过节才得见的稀罕物。一家子人多，炒菜总得用大搪瓷盆装着，
连炸洋芋都是满满一大盆端上桌，金黄的油星子还在滋滋冒气。小时候不懂事，
手脚总闲不住，天天跟姐弟仨厮打在一块儿。对上打不过大姐，对下又舍不得揍弟弟，
每次挨了骂，就揣着一肚子委屈往山上跑。爬到山顶往下望，能看见远处连绵的山影，
我扯着嗓子喊“阿妈”，喊一声，空谷里就荡回来一声，那回声撞在岩壁上，
又碎成星星点点落下来，只有风卷着草叶应和我。上小学前的日子，
就耗在牛背上和竹篮里——要么牵着牛绳在坡上打转，要么蹲在田埂边薅猪草，
日子像牛蹄踩过的泥印，悄没声息就漫过去了。那时候没幼儿园，更没学前班，满了六岁，
我就被推进了一年级的教室。教我们的老师都是沾着亲的本家，上课跟玩似的。
有回跟大姐一块儿上学，偏赶上瓢泼大雨，眼看要迟到，我俩蹲在屋檐下嘀咕半天，
眼珠一转就有了主意。我先往泥地里一扑，胳膊腿在稀泥里胡乱蹬了蹬，
校服后背立刻糊成深褐色，书包往泥水里一摁，书本角都泡得发涨。大姐也学着我的样，
故意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在水洼里，双手在脸上抹了两把，连辫子梢都滴着泥水。
等我俩浑身湿漉漉、泥猴似的跑回家，奶奶一开门就哎哟一声，我俩便梗着脖子，
结结巴巴地说路上摔进了泥坑，果然混过了上学这遭。3小学的日子平淡无波，上了初中后，
家里的窘迫像潮水般涌来。父母为了供我们姐弟三人读书，咬着牙做了决定——外出打工。
那时大姐刚上高中，要去县城求学，父母便跟着一起，在县城租了间狭小的屋子落脚。起初，
他俩一起在街边摆摊卖菜，可生意冷清得很，母亲咬了咬嘴唇，转身就扎进了工地，
每天扛着水泥、搬着砖块，一天下来能挣几十块钱；父亲则守着菜摊，起早贪黑地吆喝，
勉强能撑住一家人的开销。我和弟弟留在乡下，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日子还是上学、放学两点一线，只是肩上的担子轻了些——父母去县城前，怕顾不上家里，
把牛和猪都牵到集市上卖掉了，我再也不用放学后急匆匆地挎着篮子去放牛、打猪草，
手里的书包好像都轻快了几分。父母去县城的第二年，托了不少关系，
终于把弟弟转到县城的小学读书。而我，依旧守在乡下，跟着爷爷奶奶，直到初中毕业。
现在想来，初中时的我真是叛逆得厉害。同村一个女生说要留级，我眼睛一亮，
拽着父亲的胳膊晃了又晃，非让他去跟老师说情。父亲拗不过我，
最终我也如愿从初二“降”回了初一。那时候我偏科得厉害，语文和英语总能轻松拔尖，
可数学却像道迈不过的坎，每次考试都红着脸把卷子塞进桌肚，
可总成绩仍能稳稳地排在班级前头。到了初二，心就野了。班里转来个插班生，
比我们都大几岁，总勾着手指头招呼我们：“走，出去转转！”他带着我们爬后山、溜网吧，
我像被磁石吸住似的跟着他疯玩，作业本上的红叉越来越多，成绩“噌”地一下掉了下来。
结果可想而知，高中没考上，只能灰溜溜地复读一年。后来我再也没理过他，每次想起他，
拳头就忍不住攥紧——我总觉得，是他亲手把我的人生拽偏了方向。复读那年，
我憋着一股劲，总算考上了高中。可不知怎么，像是中了邪，高中的我依旧管不住自己的腿，
上课偷偷传纸条，下课就跟着同学往校外跑，成绩一塌糊涂。高考成绩出来，
离本科线差了一大截，只能上三本。一想到父母在工地上弯着腰搬砖的样子，
想到大姐读三本时，一学期一万块的学费像座大山压着家里，我攥着成绩单沉默了很久，
最终摇了摇头，放弃了复读。我拿着专科的录取通知书，收拾好简单的行李，
踏上了去学校的火车，开始了三年的大专生活。4都说大专生多半是来混日子的，现在想想，
这话搁我身上倒也贴切。我本一心向往着室内设计，画笔都在心里备好了无数支，
没成想被调剂的通知砸了个措手不及——硬生生给分到了旅游管理专业。
对着一堆提不起兴趣的课本，我彻底泄了气，日子过得像摊没形状的泥。
老师带着同学们扛着相机去游学，我却窝在宿舍里，手指在键盘上翻飞，
鼠标“咔哒咔哒”点个不停，在游戏世界里杀得昏天黑地；别人在校园里牵着手散步，
我依旧蜷在电脑前，指尖在按键上敲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连屏幕反光映出的自己都懒得看一眼。如今回想起来，倒真有点悔意，
那会儿怎么就没抽出点时间，也尝尝恋爱的滋味呢？专科的学制是一年半在校、一年半实习，
所以在那年11月，我们整班人被塞进了北上的火车，往北京的一家酒店赶。
那是我头一回出远门，绿皮火车摇摇晃晃跑了三十多个小时，等终于踩着站台的地砖站稳时，
我抬手抓了抓头发，指缝间立刻沾了层油乎乎的腻感，能轻易搓出小油团来。
北京的空气干得像团砂纸，刚到没两天，鼻腔就开始火烧火燎的。某天早上醒来，
我猛地坐起身，只觉得鼻子里一阵温热，手忙脚乱地摸出纸巾去堵，
殷红的血珠还是顺着指缝往下滴，一滴滴砸在床单上，晕开小小的红点。宿舍的床铺是上铺，
我踩着梯子爬上去，后背往硬板床上一靠，浑身的骨头都透着不自在——认床的毛病犯了，
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纹，直到窗外泛起鱼肚白也没合眼。最熬人的是那年春节。
长这么大，头一回不在家过年，我像只被丢在旷野的孤鸟，连翅膀都不知道往哪扇。
偏偏我嘴笨，不爱说话，身边连个能唠几句的朋友都没有。大年三十晚上，
酒店食堂早早关了门，我揣着兜走出宿舍，沿着街慢慢晃。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
又被自己的脚步一点点踩碎。街上空荡荡的，连风吹过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
偶尔有鞭炮声从远处传来，更衬得四周静得发慌。我停下脚步，
望着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明明灭灭，
脚像灌了铅似的挪不动——家人此刻该围坐在桌前吃年夜饭了吧？而我，却在北京的街头，
连东南西北都辨不清，只有一股酸意从鼻腔直冲眼眶。逛得腿脚发沉，我拖着步子回到宿舍，
推开门的瞬间，冷清的空气扑面而来——屋里空无一人。
有对象的早搂着彼此的肩膀出去约会了，没对象的也三五成群勾着胳膊往热闹的地方钻，
唯独我，像被落下的物件，孤零零地戳在原地。我挨着床沿坐下，后背往冰冷的铁架上一靠，
指尖在口袋里摸索了半天，才掏出手机。屏幕亮起的光映在脸上，我深吸一口气，
点开和父母的对话框，手指悬在键盘上方顿了顿，一个字一个字地敲：“爸，妈，过年好。
”发送键按下去的瞬间，鼻尖猛地一酸，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毫无预兆地砸在手机屏幕上，
晕开一小片水渍。我慌忙抬手去抹，可越擦越多，冰凉的泪珠顺着脸颊滑进衣领，
带着股说不出的涩味。那年四月，北京酒店的秦皇岛分店因旺季将至，急着要人手，
我们这批实习生便被打包调了过去。一踏上河北的地界，
带着咸腥气的海风就裹着湿润的潮气扑过来，不像在北京时空气干得能刮掉一层皮，
连鼻腔都觉得舒爽了不少。仿佛这湿润的风一吹，
周遭的一切都跟着松快起来——同来的同学们不知怎么，关系忽然就近了，
碰面时会笑着拍对方的后背，吃饭时也能围坐在一起扒着餐盘说笑。我被分到了酒店前台，
穿着挺括的制服坐在柜台后，手指偶尔在键盘上敲几下核对信息，没事的时候就推开玻璃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