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觉得，人或许可以被分为两种，古树和候鸟。候鸟生来就属于天空和远方，

它们的翅膀为风而生，心脏为地平线而跳动。它们的生命是一连串的迁徙，

从一个春天飞向另一个春天，沿途的风景是它们唯一的慰藉，

而终点永远在下一个季节的召唤里。它们绚烂、自由，但也注定漂泊。古树则不然。

它们把根深深地扎进一方水土，用数百年的光阴，把脚下的土地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它们沉默地见证四季轮转，看叶生叶落，看云卷云舒。它们是世界的坐标，是时间的容器，

是所有候鸟在启程或归来时，可以辨认的那个永恒的剪影。它们厚重、安稳，但也注定孤独。

我写故事的时候，也总是不自觉地被这两种灵魂吸引。《九州·缥缈录》里的阿苏勒，

他像一只迷途的候鸟，从北陆的雪原飞到东陆的泥沼，

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可以被称为“家”的枝头，可他的命运却让他不断地飞翔，直到翅膀染血。

而苏瞬卿，她就像一棵在天启城里扎了根的古树，用整个生命守护着那个幽深的地下宫殿，

守护着一段不会再发芽的记忆，直到自己也化为尘埃。古树与候鸟的比喻，

不是从什么书上看来的，而是老A告诉我的。那个时候，

我们都还相信自己是长着翅膀的候鸟，以为整个世界都是我们即将掠过的风景。

一认识老A是在大学的文学社。那是个连名字都透着一股“上世纪”味道的社团，

叫“未名者”。我们这群人，大多是读了些书，便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既不甘于庸常，

又没有能力掀起什么波澜的年轻人。老A是其中的异类，他不是不甘于庸常，

他是压根就没把“庸常”这两个字放进过自己的字典里。他是我见过最像候鸟的人。

瘦高的个子，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走起路来带风。他的眼睛里有一种焦灼的光，

仿佛总在眺望着我们看不见的地平线。我们聚在活动室里，

讨论的是卡佛的极简和马尔克斯的魔幻，而老A谈论的，

个真正的创作者公社”、“用一部小说改变一代人的精神风貌”这样宏大到近乎妄想的命题。

我们都笑他痴人说梦，他也不恼，只是用他那标志性的、略带沙哑的嗓音说：“你们啊，

都是想在池塘里游出太平洋的鱼。而我，是要造一艘船，直接开进太平洋里去。

”那时候的他，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让你觉得他说的话虽然荒唐，但万一呢？

万一他真的造出了那艘船呢？老A的“造船计划”很快就开始了。他拉着我，

还有社里另外几个还算热血的家伙，创办了一本电子杂志，取名《远航》。

创刊号的卷首语是他写的，标题叫《我们拒绝靠岸》。

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几句：“……我们是这个时代的精神流亡者，我们唯一的故乡，

在语言的尽头，在思想的彼岸。每一次敲击键盘，都是在为我们的方舟钉上一颗铆钉。

我们不求被理解，只求在无尽的航行中，能听到彼此的回响……”现在看来，

这些文字矫情得让人脸红。但在那个荷尔蒙与理想主义一样泛滥的年纪，它就是我们的圣经。

我们熬着夜，在大学城旁边月租三百块的民房里，对着闪烁的电脑屏幕，

感觉自己真的在创造一个世界。老A是我们的船长，他精力无限，

可以为了一个标点符号的用法和我们争论到天亮，也可以在没钱吃饭的时候，揣着几本样刊，

跑遍整个城市去拉那虚无缥缈的赞助。我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和他的不同。

我享受那种共同创作的氛围，享受文字被打印出来的油墨香，但我内心深处，

却对“远航”这件事充满了恐惧。我喜欢我们那个小小的“船舱”，

喜欢窗外不变的、种着梧桐树的街道。当老A兴奋地规划着《远航》的第十期、第一百期，

规划着它将如何成为中国版的《纽约客》时，我脑子里想的，却是下个月的房租，

是毕业论文的选题，是隔壁小餐馆新出的盖浇饭。我是一棵树，

一棵还没长成的、怯生生的树。我渴望天空，却更依恋脚下的土壤。而老A，他从一开始，

就是一只羽翼渐丰的候鸟。《远航》最终只出了六期。最后一期，是我们自掏腰包凑钱印的，

封面是一片黑色的海洋，中央有一叶孤独的白帆。散伙饭那天，大家喝得东倒西歪，

说着一些“江湖再见”的豪言壮语。只有老A没怎么喝，他坐在角落里，

一遍遍地抚摸着那本崭新的杂志，像是抚摸一个夭折的孩子。他对我说：“你知道吗？

我不是怕失败。我是怕，这艘船还没离开港口，就已经沉了。”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只能拍拍他的肩膀。那天晚上，他第一次跟我讲了古树和候鸟的故事。他说：“我们这些人，

有的是候鸟，有的是树。候鸟注定要飞走的，树注定要留下的。没什么好坏，只是选择不同。

”我问他：“那我呢？我是什么？”他看了我很久，笑了笑，说：“你啊，你是一棵好树。

根扎得深，以后能长得很高。会看到很多候鸟从你头顶飞过。”那是我第一次，

被人用“树”来形容。那一刻，我没有感到失落，反而有一种奇异的、被看穿的平静。

二毕业后，候鸟们果然都飞走了。我们那群“未名者”，像蒲公英的种子，

被一阵名为“现实”的风，吹向了天南海北。有人去了北京，

挤在地下室里追逐着导演梦；有人去了深圳，在格子间里敲打着代码，

梦想着财务自由；而老A，他去了上海，那个他口中“离世界最近的码头”。我则留了下来，

在这座不大不小的二线城市里，考了研，然后留校，成了一名大学老师。我的生活，

就像一棵树的年轮，一圈一圈，缓慢而规律地扩张。我看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像潮水般涌来，又像潮水般退去。他们年轻的脸上，

带着和当年的我们如出一辙的迷茫与憧憬。我给他们讲文学史，

讲那些早已逝去的作家的生平，偶尔，我也会提起一本叫《远航》的电子杂志，

把它当作一个“失败的文学实践案例”来分析。学生们在下面窃窃私语，

大概觉得这位老师有点可笑的自恋。他们不知道，那段“失败的实践”，

曾是我们那群人的全部青春。我和老A还保持着联系，但更像是一种惯性。

从最初每周一次的长电话，到后来每月一封的电子邮件，再到最后，只剩下逢年过节时，

一句言简意赅的“节日快乐”。我知道他在上海过得并不好。

他那身属于诗人和理想主义者的羽毛，在那个巨大的、高效的商业机器里，被磨损得厉害。

他做过文案，当过***，策划过一些自己都觉得恶俗的商业活动。

他在邮件里写道：“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每天都在用头撞着笼子的铁栏。

外面的人以为我在跳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在流血。”有一次，他喝醉了，

半夜三点给我打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含混不清，充满了疲惫和愤怒。

他反反复复地问我：“你说，坚持还有意义吗？我造的船，好像离太平洋越来越远了，

它就要在黄浦江的淤泥里搁浅了。”我听着电话里传来的、黄浦江上轮船的汽笛声，

那声音空旷而悠远，像一个巨大的叹息。我对着话筒，轻声说：“老A，累了就回来吧。

我请你吃我们大学城后街的那家烧烤，老板还认识我们。”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已经睡着了。然后，我听到他用一种近乎梦呓的声音说：“不……不能回。

候鸟要是回了头，就再也飞不动了。”那通电话之后，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

我以为他终于被现实驯服，准备在上海的某个角落里，收起翅膀，忘记天空。然而，我错了。

候鸟的本性，是无法被磨灭的。大概两年后，我突然收到了他的一封邮件。邮件很短，

只有一句话，和一个附件。那句话是：“我的新船，准备下水了。”我点开附件，

是一个商业计划书。封面上的项目名称，叫“故事胶囊”。那是一个极其新颖的创意，

在那个短视频和碎片化阅读还未完全统治世界的年代，他想做一个平台，

收集和出售普通人的真实故事。用户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匿名封存在“胶囊”里，

标上一个价格，等待另一个陌生人来开启。

他计划书里的Slogan是：“用一杯咖啡的钱，交换另一种人生。

”我看着那份做得无比专业、逻辑清晰、充满了野心和想象力的计划书，

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在活动室里高谈阔论的“船长”。我知道，他没有搁浅。

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造一艘更大、更坚固的船。这一次，他成功了。

“故事胶囊”成了那年创投圈的一匹黑马。老A的名字，

开始出现在各种科技媒体和财经杂志上。他穿着笔挺的西装，站在聚光灯下，

从容不迫地讲述着他的商业模式和对未来的展望。

他不再是那个穿着发白牛仔外套的文学青年，

他成了一位人们口中的“青年才俊”、“创业新贵”。他回过一次我们的母校，

是来做一场创业分享讲座。整个礼堂座无虚席，台下的学弟学妹们，用仰望的眼神看着他，

就像我们当年仰望那些遥不可及的文学大师。讲座结束后，我们约在后街那家烧烤店见面。

老板果然还认识我们，热情地给我们多加了一盘烤翅。

老A熟练地从昂贵的西装口袋里掏出烟，递给我一根。我们沉默地抽着烟，看着缭绕的烟雾，

仿佛隔着十年的光阴。“你变了。”我最终还是没忍住，说出了这句最俗套的话。他笑了，

那笑容里有些我看不懂的东西，像是自嘲，又像是疲惫。“是啊，变了。”他说，

“以前我觉得，开船最重要的是方向。现在才知道，最重要的是燃料。没钱，别说太平洋，

你连护城河都出不去。”“那你现在……快乐吗？”我问。他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反问我：“你呢？你守着这棵树，快乐吗？”我愣住了。我看着眼前熟悉的街道，

听着周围学生们的喧闹，闻着空气中混杂着孜然和啤酒的味道。

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无比的安心。我说：“挺好的。平静，踏实。”他点点头，掐灭了烟头，

说：“那就好。我们都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你是树，我是鸟。树有树的活法，

鸟有鸟的活法。”他顿了顿，又说：“其实，我挺羡慕你的。真的。

”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是真是假。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

他说起在上海创业初期的艰难，被投资人当孙子一样训斥；说起和合伙人的明争暗斗，

为了股权差点闹上法庭；说起他为了一个项目，连续一个月每天只睡三个小时。他的言语间，

没有了当年的理想主义，取而代de的是一种成年人的、带着血腥味的现实感。

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最怕的，不是失败，而是停下来。我这艘船，

被资本和市场的风推着，只能往前开。一旦停下来，就会有无数的鲨鱼围上来，

把它啃得一干二净。”我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突然觉得，他这只候鸟，飞得太高，

也飞得太累了。天空给了他自由，也给了他无尽的风暴。他走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了。

他执意不让我送，自己叫了车去机场，他要赶最早的航班回上海。我站在路灯下，

看着他坐上那辆黑色的商务车，汇入城市的车流，最终消失在夜色里。那一刻，

我突然有种强烈的预感。这只候鸟，这一次飞走，可能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三我的预感应验了。那次见面之后，老A的“故事胶囊”越做越大，融资一轮接着一轮，

估值高得吓人。他成了真正的“空中飞人”，今天在北京，明天在硅谷。我们之间的联系，

彻底断了。我只能在财经新闻的缝隙里，捕捉到一些关于他的零星消息。而我的生活，

依然像一棵树。我结了婚，有了孩子，评上了副教授。我的根，在这片土地上越扎越深。

我开始能理解那些在我的课堂上昏昏欲睡的学生，

也开始能欣赏校园里那些被岁月打磨得光滑的石子路。我生命里的风暴，似乎都已经过去。

剩下的，是漫长的、平静的生长。我偶尔会想起老A，想起我们共同创办的《远航》。

我会打开那个早已废弃的邮箱，翻看当年他写给我的那些邮件。

那些充满了错别字和***的文字，像一枚枚琥珀，封存着一个早已远去的时代。我以为，

我们的人生轨迹，就会这样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各自延伸向远方。直到五年前的一天，

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说她叫林潇，是老A的妻子。

我的心猛地一沉。在我的认知里，老A是那种永远不会结婚的人，他的新娘应该是他的事业，

他的远方。林潇的声音很温柔，但透着一股无法掩饰的疲惫。她说：“您是A大学的老师吧？

阿……他总是提起您。他说，您是他最好的朋友，是一棵很可靠的树。

”“他……出什么事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他病了。”林潇说，“很严重。

医生说，是长期的劳累和焦虑导致的。他现在……谁也不认识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那个永远在燃烧、永远在飞翔的老A，怎么会……停下来？我请了假，买了最快的火车票，

去了上海。在医院里，我见到了老A。他躺在病床上，瘦得脱了形，曾经闪着光的眼睛，

此刻变得空洞而茫然。他看着我，就像看着一个完全的陌生人。林潇告诉我，公司的担子，

早已经压垮了他。在一次关键的融资失败后，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一夜之间，

他忘记了所有的事情，包括他自己是谁。“他现在，就像个孩子。”林潇红着眼睛说，

“他会对着窗外的鸟看一整天，有时候会笑，有时候会哭。医生说，这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

他的大脑，选择删除了所有让他痛苦的记忆。”我坐在病床边，看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老A，

心里像被挖空了一块。这只飞了一辈子的候鸟，最终以这样一种惨烈的方式，折断了翅膀，

坠落了。林潇把一个箱子交给我，说：“这是他书房里的一些旧东西，我整理出来的。我想，

或许您应该留着。”我打开箱子，里面是我熟悉的、发黄的纸张。最上面的一本，

是《远航》的创刊号。我翻开它，那篇由老A撰写的、矫情又热血的卷首语，

就那样撞进我的眼睛。“……我们拒绝靠岸……”在箱子的最底层，

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上了锁的木盒子。林潇说她也打不开。我认得那个盒子，

那是当年我们一起在旧货市场淘来的，老A说要用它来装最珍贵的东西。我试了试，

用我的生日，打开了那把小小的密码锁。盒子里，没有我想象中的商业合同，

或是别的什么成功人士的证明。里面只有一张照片，和一封信。照片是大学毕业时，

我们“未名者”文学社所有成员的合影。照片上的我们，笑得没心没肺。老A站在最中间，

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另一只手指着镜头，仿佛在向整个世界宣战。信，是写给我的。

没有署日期，但看笔迹，应该是很多年前写的。信上写着：“见信如晤。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又变成了什么模样。或许，

我真的造出了一艘能航行在太平洋上的大船；又或许，我早已船毁人亡，尸骨无存。

但无论如何，有些话，我想我必须告诉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古树和候鸟的故事吗？

我骗了你。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古树，也没有纯粹的候鸟。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

都住着一只想要飞翔的鸟，和一棵渴望扎根的树。我们一生的挣扎，

不过是这两者之间的战争。我选择了让那只鸟胜出。我用我的一切去喂养它，

让它长出最丰满的羽翼，飞向最高远的天空。我告诉自己，不要回头，

不要留恋地面上的任何风景。因为候鸟一旦回头，就会迷失方向。可是，我飞得越高，

就越感到寒冷和孤独。我看到了很多风景，但没有一处，能让我感到温暖。我认识了很多人，

但没有一个，能像你一样，听我讲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我开始想念地面，想念那些扎根的树。

我开始明白，候鸟的飞翔，之所以有意义，不是因为它能飞多远，而是因为在它的记忆深处，

总有那么一棵树，是它出发的起点，也是它认路的坐标。没有树的候鸟，

只是太空里的一粒尘埃，漂泊得再远，也毫无意义。你就是我的那棵树。这些年，

我无论飞到哪里，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暴，只要一想到，在那个不南不北的城市里，

还有你这样一棵树在，我就觉得，我还有个地方可以回去。哪怕我永远不会真的回去。

这种感觉，就是我的根。我把这张合影，和我所有的‘妄想’，都锁在这个盒子里。

这是我的‘锚’。如果有一天，我的船真的要在风暴里沉没了，我希望，

它能帮我找到回家的路。请原谅我，我的朋友。我用一生去扮演一只候鸟，

但直到最后才发现，我最羡慕的，是那些能在大地上安然站立的树。祝你，枝繁叶茂，

四季常青。”我拿着那封信，手抖得不成样子。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发黄的信纸上，

洇开了一团团模糊的墨迹。我抬起头，看着病床上那个眼神空茫的老A。他正望着窗外，

一只麻雀落在窗台上，他伸出手，似乎想去触摸，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纯净的笑容。那一刻，

我突然明白了。他没有坠落。他只是飞得太累了，所以选择忘记了天空，忘记了翅膀。

他回到了自己生命的起点，回到了那棵最初的、小小的树苗。他回家了。

四我把老A接回了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林潇在上海处理公司的烂摊子，她说，

等一切结束，她会过来。我为老A在我的大学附近，租了一套小房子。他依然不认识我，

但他很依赖我。我每天下班后，会去陪他。我们一起在校园里散步，

走过那些我们曾经走过无数遍的路。我会指着图书馆的台阶告诉他：“看，

当年我们就是坐在这里，讨论怎么把杂志卖给路过的女生。

”我会指着那片梧桐林告诉他：“有一年秋天，我们在这里捡了很多落叶，想做成书签，

结果都碎掉了。”他听不懂，只是安静地跟着我走，脸上带着那种懵懂的好奇。有时候，

我会带他去后街的烧烤店。老板看到我们，总会感慨地叹口气，

然后默默地多送我们一盘烤翅。我的妻子和孩子，也很快接受了这个“大孩子”一样的叔叔。

我儿子喜欢和他一起在阳台上看蚂蚁搬家，一看就是一下午。老A会指着蚂蚁，咿咿呀呀地，

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我儿子却好像能听懂，也跟着咿咿呀呀地回应。看着他们，

我常常会想，或许，生命的本质，就是一场轮回。我们拼尽全力，想要飞向远方，

最终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找到回家的路。老A的病，没有好转，也没有恶化。他就那样，

停留在了那个纯净无垢的世界里。他忘记了“故事胶囊”，忘记了融资和股权，

忘记了那些不眠的夜晚和焦虑的清晨。他像一棵刚刚破土的植物，

每天只是单纯地感受着阳光、风和雨露。林潇最终还是来了。她卖掉了上海的房子，

结束了公司的所有事务，带着一身的疲惫，来到了这座城市。她见到老A的时候，

老A正在院子里，用一根树枝，笨拙地在地上画着什么。林潇走过去，蹲下来，

看着地上的图案。那是一只鸟，和一棵树。她没有哭，只是微笑着，轻轻地握住了老A的手。

后来，她们就在这座城市定居了。林潇在大学城附近开了一家小小的咖啡馆，

店名就叫“古树与候鸟”。店里的生意不温不火，但足够维持她们的生活。

我常常会去店里坐坐。林潇会给我煮一杯最好的咖啡，而老A，会坐在靠窗的位置，

安静地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能看见那些飞翔的鸟，但我知道，

他已经找到了那棵属于他的，可以让他永远停靠的树。而我，这棵所谓的“树”，

也因为他们的到来，而感觉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加完整。我曾经以为，做一棵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