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本家爷爷在联中教书，排行老三，自小我就叫他三爷。
小小的联中只有三个班——每个年级一个。
我去复习时作为插班生进入初三班。
学校很小老师自然也很少，由于位置处在三村交界，每个村子离学校都不远不近。
学校在我去复习的时候开始住校上晚自习。
晚上老师们在学校小食堂里吃饭，晚自习后一般住校，第二天早上上早自习。
周一到周六学校晚上是有人的。
周末的时候学校会安排老师们轮流值班，防止有人去学校盗窃。
在我的印象里学校其实没啥值钱的东西，有一次进贼好像把食堂里的半袋大米给偷了，这应该是损失最严重的一次，之后假期晚上值班成了很重要的事。
可能盗贼发现学校啥也没有，从此之后便没丢过什么，渐渐地学校的老师们便懒得去学校值班了，把学校的大门钥匙和老师的办公室钥匙丢给了我们几个与学校老师有亲戚关系的学生。
钥匙这个东西历来是权利的象征。
我认为一个人有多大权力跟他的地位高低关系并不大。
比如皇帝，虽然是九五之尊，很可能连出门都得有人管着，因为他没有宫门的钥匙。
但一个人的钥匙却与他的权利有关，一个人的权利大小取决于他能打开多大的门。
当然这个门在这里只是个象征。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一片城池，一个仓库，一个宝箱，一个房间。
想象一下那些穿着拖鞋裤头，腰上挂着一大串钥匙的房东们你就知道什么叫“给个皇帝也不换”的滋味了。
当然钥匙还可以引申为更加玄妙的东西，比如权利、知识、技巧、关系甚至法术等等。
这些玄妙的事是后话，这里按下暂且不表。
我的故事就是从我拥有了联中的钥匙开始的。
人一旦有了权力就会总想着把权力最大化，首至超越权力的边界做一些越权的事。
关于这个我好像在哪里听过一段这样的阐述，应该是一位网络博主，具体是谁我也忘了，而且也与本故事无关。
你看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于我来说事物的外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实质。
我小时候去地里帮父母收玉米最讨厌的就是抱玉米秆到地头。
因为刚割下来的玉米杆汁水饱满，六七根玉米秆我就抱不动了。
后来大家都不种小麦了，就让玉米秆在地里任意风干，第二年再种玉米的时候清理。
干透了的玉米秆就特别轻，我一次能背几十根，要不是绳子只能捆那么多，我还可以背更多。
你看一旦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你就会很轻松地做很多事，而且你还可能想做一些本不属于你的能力范围的事。
一群不到16岁的孩子一旦拿到本属于成人的钥匙，他们就会把钥匙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而我就是那一群孩子中的一员，而且由于三爷的关系我还成了这一群孩子之中的领头老大。
虽然我曾经多么骄傲于自己的老大地位，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对老大这个位置却日益敬畏，并对自己曾经作为老大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怕、自责和羞愧。
那是一个极为寒冷的冬天的周末（周六），我和三个要好的哥们和往常一样负责替老师们护校。
傍晚时分阴沉沉的天空开始下雪，而且雪越下越大。
不想学习也就闲着没事。
西个人找了一副扑克，在老师们的集体宿舍里玩拖拉机（也叫升级）。
学校的房子很破（本来就不多的建设费用，再被吃喝几次真正用在房子上的也所剩无几），玻璃和窗棂之间的缝隙能塞进一本《教材全解》。
如果是晴天的夜晚，关上灯抬头穿过瓦楞之间的间隙看屋顶你还会看到一些星斗稀稀落落的光落下来。
原来规定的三六的墙其实只盖了二七的厚度，为了保证房子不倒还给房子搞了几个三六的垛柱。
教师集体宿舍一共有三个，这个是最大的一共有两间，两个老师住，屋里有两张床。
由于是东屋，还是二七墙的红砖瓦房，冬天冷夏天热。
而今天的晚上特别的冷，凛冽的风裹挟着零碎的雪屑从变了形的门缝里和变形了的窗扇间一个劲地往里钻。
几个孩子自然不能受这个罪，我们把学生宿舍里自己的被子抱过来，把老师的煤球炉的火烧到最旺，屋子里倒也暖烘烘的。
到了后半夜大家玩困了，便两个人一张床自己钻自己的被窝里，上面再盖一层老师的被子，就开始说一些荤段子或者奇闻异事。
因为过去也是这么开着煤炉睡觉的，大家都知道窗户太破西面漏风也就没在意煤气中毒的事。
可是偏偏这天晚上却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