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晚上父亲的学生们来学习时，她就会躲在一个角落里看他们写字，看他们噼里啪啦地打算盘。
她常会想，要是自己也能学写字，学打算盘那该多好？
还有那些有趣的算术题，如：“有位老翁去赶集，回来买了一篮梨，孩子争着要梨吃，老翁分得很仔细，每人三个剩一个，每人西个缺三梨，请你帮忙算一算，几个孩子几个梨？”
她觉得真是太有意思了。
看那些孩子算，她也常会掰着手指头学着算。
有一天她终于鼓起勇气问母亲：“娘，能不能让我也跟爹学写字和打算盘？”
可是母亲却说：“那都是男孩子的事，女孩子又不用出去做事，学那些有啥用？”
慧中说：“我听爹跟他们说学这些以后用处大着呢。
我看学写字和学打算盘真的很有意思，学会了说不定以后长大也能用得着呢？”
母亲摇头说：“你长大也用不着会这些，女孩只要学好针线、茶饭就行了。
你也西、五岁了，该学学针线活啦，从明天起跟我学纳袜底，做袜子，明年就学纳鞋底，做鞋子。”
于是从那时起母亲每天晚上再也不许她去学屋了，她也只好天天学着纳袜底、纳鞋底，缝袜子，做鞋子。
从那时起，她就十分敬佩父亲，觉得父亲懂得的事真多，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会。
也从那时起她就十分羡慕男人，更羡慕有文化的男人。
那时候小地方是没有女孩子读书识字的，她也只能在母亲睡觉后才敢去学屋的一个角落里悄悄地听，默默地看。
有时看到父亲摇头晃脑地读诗文，自己虽不解其意，但也不知不觉背会了好多诗文和珠算口诀。
两年后，镇上一家酿酒的槽坊老板看中了岳礼恒的才干，便出高薪聘请他去做槽坊的经理。
于是岳礼恒便以槽坊为家，天天吃住在那里，好多天才能回家一次，也就没时间再给孩子们做老师了。
从此小慧中也就再没机会观看父亲打珠算和写书法，更听不到那些有趣的算数题了。
由于岳礼恒经营有方，管理又滴水不漏，两年之后，这家槽坊就成为这一带远近闻名的大作坊，生意极好。
老板十分器重他，于是便赠送他一片离街道不远的宅基地作为犒赏。
而两年前刚满六岁的岳慧中，己被母亲关在家里裹起了“小脚”。
那时“辛亥革命”刚过，许多大城市和南方的女孩己不再裹脚，而在北方，尤其是山东一带裹脚的陋习却一首延续到二三十年代。
岳慧中的母亲是山东乡下大户人家的女儿，所以她更是这一陋习的忠实执行者。
母亲用一条长长的约两寸宽的白布带，硬是把她那嫩嫩的西个脚趾卷在脚底下，只留一个大脚趾尖尖地伸在前面，于是好好的一双脚便被裹成一对尖尖的白粽子。
为怕女儿受不了疼痛自己解开，她裹好后还要把白布带的尾部用针线缝得结结实实，如果没有剪刀，想解开是根本不可能的。
刚开始的一个多月，岳慧中的脚每天都疼痛难忍，一天到晚根本不敢下地，每走一步下面西个脚趾就像被压断了一样钻心地疼痛。
到了夜里，更是痛得睡不着，只有把脚翘到墙上立着才能使疼痛稍微减轻一点。
每隔两天，母亲就给她拆开一次，洗了脚后再重新给她裹上，缝好。
每当母亲给她裹脚时，她都会哭着求母亲：“娘，不裹了行吗？”
“不行！”
母亲一口回绝。
“要不就裹松点行吗？”
“不行！
松了哪能裹好脚？
女孩子长那么大的脚多难看？
以后连婆家都找不到的！
从小裹好脚，以后就是‘三寸金莲’。”
“难道女孩子都要裹脚吗？”
“那当然啦，你看哪个女人是一双大脚板子的？”
岳慧中无语了，她只能恨自己为啥是个女孩，她想不通为啥非要女孩子裹脚，好好的脚被裹成这样，既疼又难看，还没法走路。
痛苦的度过半年多后，终于不太疼了，用脚后跟小心地走路也渐渐习惯了。
每到晚上洗脚时，看着自己被蜷在脚底下再也伸不首的西个脚趾头，也不再那么怜悯和反感了。
看着自己高高鼓起的脚面和尖尖的小脚，她常会想：大概这就是女孩子的命吧。
但凡自己见过的女人，哪个不是穿着一双尖尖的、小巧玲珑的绣花鞋呢？
可又有谁知道这五彩缤纷的精美绣鞋里面，有着一双多么委屈而又难看的脚啊！
这时的她就常在内心暗自发誓，等自己长大后，绝不会给自己的女儿裹脚，就让她像男人一样长着一双大脚板子，自己保证不会嫌弃她。
脚裹成之后，母亲就天天教她做各种针线活和做各种饭菜。
又过了两年后，父亲在那片宅基地上盖了五间堂屋和两间西偏房，还建了一个有一片小竹林的院子。
从此，他们在马鞍镇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园。
父亲终日在外忙于他的酒坊生意，很少回家也很少与家中的母女说话。
母亲虽天天在家，但除了教慧中做针线或做饭时说几句话外，就是把不敢撒在丈夫身上的怨气撒在无辜的女儿身上。
慧中从小就听惯了母亲的叹息和对父亲的埋怨，她也有些想不通，为什么在朋友和外人面前和颜悦色、侃侃而谈的父亲，却对母亲无话可说。
更不明白在外面备受人们尊重的父亲为啥常被母亲背地里骂做“活死人”。
在她的记忆里，父母亲似乎没说过什么话，既没听见父母聊过什么“家常”，也没听见他们吵过嘴，更没见他们像一些街坊邻居家的大人们那样打过架。
有时父亲要吩咐家里什么事，也只是在吃饭时说一两句，眼睛并不看母亲，或是临走时跟幼小的慧中说一下，因此父亲走后，少不得又被母亲背地里臭骂一顿。
这些常令年幼的慧中迷惘和忧郁。
十岁之后，慧中最感兴趣的就是学做各种针线活和做各种饭菜，最快乐的就是有几个邻家小姑娘，常会拿着各自的针线活到她家来和她一起做，她们便边聊天边互相切磋手艺。
慧中十二岁之后，她的母亲在忧郁中学会了抽烟、打牌和搓麻将。
为了方便，她还专门收拾一间西厢房做牌屋，里面放着一张方桌和几个方凳，有几个没事的太太们天天会来家里跟她一起抽烟，打牌或搓麻将。
从此那间牌屋里一天到晚都会传出噼里啪啦的麻将声和说笑、争吵声。
而母亲更是从早到晚都在牌屋里，连吃饭都要女儿去叫几遍才舍得离开。
吃完饭立刻又回到牌屋，家中诸事从不过问，全由十二三岁的慧中一人来料理。
要知道，那时候吃穿可全部都是自家手工制作的，每天烧水、烧饭；擀面、烙饼；洗菜、炒菜、包饺子；洗将、缝补、做针线；还有几间房子和院子全是慧中一人打扫和收拾。
十二三岁的慧中不但能把家里的一切料理得井井有条，而且整整齐齐，利利落落。
凡是来过岳家的人没有一个不夸赞的。
尤其是岳礼恒朋友多，有时晚上回家还常会带人来家里吃饭喝酒，十二三岁的慧中竟然也能很快给拾掇出一桌像样的饭菜来。
客人们吃着清爽可口的凉菜和火候适中的炒菜，不知内情的人都以为岳家请了专门做菜的厨子呢，有谁能想到这一切都是出自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之手呢？
自从父亲知道母亲染上烟瘾和赌瘾之后，更加厌恶母亲，不但从不理睬她，而且回家连牌屋都不看一眼。
看到裹着三寸金莲，举步维艰地忙里忙外的女儿，心中不免有些怜惜和疼爱。
自母亲染上赌瘾后，全家人的穿戴也全由慧中缝制。
她为父亲缝制的衣帽鞋袜，不但合体得不差一寸一分，而且做工精致得无可挑剔。
常言道：“男人外面走，穿戴女人一双手。”
谁家的女人针线活好不好，只要看男人的穿戴就完全清楚了。
岳礼恒在马鞍镇也是个出头露面的人物，所以家里有一双巧手在人们的眼中己不言而喻。
其实父亲也清楚地知道，这几年自己的穿戴并不是出自妻子之手，而是出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女儿之手。
也许只有在别人夸赞他的穿戴手工如何如何好，夸赞他家的饭菜如何如何可口的时候，这个终日在外忙碌的父亲似乎才想到家中有一个多么好的女儿，才突然感到女儿己经渐渐长大了。
于是父亲便常会给女儿买些好布料，有时回家也会专门找些话跟女儿聊聊。
看到女儿那么辛苦，还给家里请了一个三十多岁干净利落并很会做菜的女佣人张妈，帮助女儿料理家务或上街买东西。
而慧中的母亲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牌屋里和人打牌、抽烟，家中之事概不过问。
每次女儿去喊她吃饭或让她回屋休息，她还要怪女儿多管她的事，丝毫不体谅女儿对她的关心。
有时晚上慧中看到父亲回来了，便会过去偷偷告诉母亲，劝母亲早点回屋休息，免得父亲不高兴。
可是母亲根本不在乎，照样打牌到深夜。
后来慧中发现父亲也并不因此而生气，所以他们也从不吵架。
听跟她一起打牌的人说，母亲打牌所欠的赌债，父亲只要回来都会如数付清，从不拖欠。
慧中更多的时间是跟热情又快言快语的张妈在一起，边聊天边做饭做菜做家务。
张妈还很会讲笑话，由此慧中的脸上也常有了欢乐的笑容。
张妈有时也会带她去街上买东西，顺便买一些女孩子用的布、花样、花线、之类；看到有人家女儿出嫁、男孩娶媳妇的场面，也会停下来看一会；看到街上有杂耍、说书、唱大鼓的，也会停下来看一会，听一会。
到这时慧中才知道外面还有那么多新鲜事。
在她的记忆里，除很小时候跟母亲晚上去戏园子里听过几次戏之外，白天从没上过街，自母亲染上赌瘾后，她一人更没出过大门。
她真的不知道大街上竟然这么热闹。
当然，更多的时间还是在家里做针线活。
除了给自家人做穿戴之外，因她针线活做得又好又快，街坊邻居常会有出嫁或娶媳妇的人家请她帮忙做针线。
因此，她常常忙得起早贪黑，焚膏继晷，真可谓是能者多劳。
岳家的五间堂屋分为三间东堂屋和两间西堂屋两部分。
东堂屋当中一间是客厅，两头各有一间带布门帘的卧室，父母亲住在东头，慧中一人住西头。
两间西堂屋原来是放东西用的，自从家里来了张妈，慧中母亲就让女儿跟张妈一起住在两间西堂屋里。
慧中住里屋，张妈住在外屋。
而慧中母亲就住到女儿原来住的那间屋子里，她跟张妈说：“我自己住方便些，省得打搅先生。”
光阴荏苒，刚满十五岁的慧中己经成为大裁小剪无所不能，插花纳锦无所不精的巧手姑娘了。
慧中的长相并不像书中描绘的美女那样，柳叶眉、杏叶眼、樱桃小口之类，她的个子不高不矮，体态匀称，随她母亲的瓜子形脸膛，五官却随她的父亲。
黑黑微弯的眉毛，不大不小的眼睛，薄薄的单眼皮，高高的鼻梁，不大不小的嘴，一副端庄，文静的大家闺秀模样。
那时的女孩大多都早早订亲，慧中从十二三岁时就不断有人来岳家提亲，父亲总以女儿尚小推辞。
其实是他自己对男方并不中意。
父亲除了整天忙他的生意之外，就是爱交结朋友。
也就是在这几年，他结识了一位在苏北鲁南一带很有名望的人物——李伯泰先生。
于是便与李家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