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芳奶水不足，这是长期营养不良的农村妇女常有的情况。
阿震饿得哇哇哭时，补充的常是熬得稀烂的小米油汤。
张德厚天不亮就起来，用那口大铁锅，抓一小把金黄的小米，添上好几瓢水，慢慢地熬。
熬到米粒开花，汤水粘稠，最上面凝着一层薄薄的“米油”，那是营养最好的部分。
张德厚会用小勺子小心翼翼地撇出来，吹凉了，一点一点喂到儿子嘴里。
家里的光景，从阿震的穿着上就能看出来。
他没有一件新衣服。
贴身的小褂子是用张德厚穿破的粗布汗衫改的，布料硬，磨得孩子细嫩的皮肤发红。
外面的棉袄棉裤，是奶奶用旧被里拆出的、己经板结发硬的棉花，重新弹松了（也弹不了多松），絮进用各种颜色、质地的旧布拼凑起来的面料里缝成的。
棉衣做得宽大，说是能多穿两年。
阿震裹在里面，像个圆滚滚的、行动不便的布娃娃。
尿戒子更是五花八门，有旧床单剪的，有破毛巾改的，洗得次数多了，泛着白，质地粗糙。
冬天的井水刺骨，李桂芳每天都要在院子里用大盆搓洗一大堆尿戒子，手冻得通红开裂，像一张张娃娃嘴。
没有肥皂，用的是一种碱性的“猪胰子”，去污力强，但也格外伤手。
张德厚的话更少了。
添丁的喜悦很快被现实的压力覆盖。
他更加拼命地伺弄那几亩地。
冬闲时节，别人窝在家里猫冬，他会扛着铁锹去修整田埂，或者去河滩上刨芦苇根，晒干了当柴火烧。
偶尔有附近的村庄修水利、挖河道的工程，他一定会去，挣几个现钱，虽然少得可怜，但能买点盐，或者称半斤肉，给月子里（后来是哺乳期）的桂芳补补身子。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
村里己经有了零星的鞭炮声。
张德厚从镇上回来，破天荒地割了一小条五花肉，也就巴掌大，还买了一小包水果糖。
晚上，锅里难得地飘出了肉香。
那顿年夜饭，有一小碗红烧肉，油光锃亮，酱油的颜色深深浸润进去，看得人首流口水。
还有白菜粉条炖豆腐，粉条是红薯粉，自家漏的，豆腐是村里豆腐坊用黄豆换的。
肉主要是给桂芳和阿震（虽然他还只能喝汤）吃的。
张德厚和老爷子张文启，更多的是夹白菜和粉条。
张德厚把一块颤巍巍、肥瘦相间的肉夹到父亲碗里，老爷子又默不作声地夹了回去，沉声道：“我牙口不好，吃不动肥的，你吃。”
推让了几下，那块肉最终又回到了盛肉的碗里，谁也没舍得吃，留到了第二天。
阿震躺在炕上，裹在厚厚的襁褓里，睁着乌溜溜的眼睛，看着昏暗的灯泡下，大人们沉默吃饭的身影。
他还不能理解这沉默下的艰辛与相互体谅，只是本能地感觉到一种凝重的温暖。
窗外的风呼呼地刮着，但屋里因为有了这点肉腥气，和炉灶里余烬散发出的微弱热量，显得不那么寒冷了。
过了年，开春，阿震能翻身了。
夏天，他能坐在一个用木条钉成的“坐车子”里，看着父母在院子里忙碌。
李桂芳身体稍微恢复，就开始里外操持。
喂鸡、喂猪（家里每年开春会抓一头猪崽，养到年根卖掉，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做饭、洗衣、打扫，还要抽空下地帮忙。
她总是弓着腰，像一只停不下来的陀螺。
阿震的玩具，是泥巴、树枝、和磨圆了的石子。
他最喜欢看鸡啄食，一看能看半天。
有时，父亲从地里回来，会给他带一只绿色的蚂蚱，或者用狗尾巴草编个小兔子，就能让他高兴地咿咿呀呀叫唤。
日子就像院墙上那只慢吞吞爬行的蜗牛，缓慢，粘稠，附着在贫穷和劳作的底色上，一天一天地往前挪。
阿震在这个充满土腥味、鸡粪味、炊烟味和旧布料味道的农家院里，悄无声息地长大。
他还不知道什么叫贫穷，什么叫富足，他只是在努力地呼吸，努力地吸收着这点滴的、粗糙的养分，生命力顽强得如同石头缝里钻出的草芽。
第三章：育红班的时光（1989-1990）阿震三岁多了，能跑能跳，话也说得利索了。
村里没有幼儿园，只有大队部办的一个“育红班”，收的大多是三西岁到六七岁没人看管的孩子。
育红班就在村小学旁边，也是一间破旧的土坯房。
老师是村里一个有点文化、腿脚不便的老知青，姓王，孩子们都叫他王爷爷。
王爷爷脾气好，识不少字，会拉二胡。
育红班没什么正规章程，主要任务就是“看孩子”，别磕着碰着，顺便教数数，从1数到100，认几个简单的字，比如“人口手、山水田”。
阿震被送去的头一天，哭得撕心裂肺，死死拽着李桂芳的衣角不松手。
李桂芳心里也酸，但还是硬着心肠掰开他的小手，把他往王爷爷怀里一塞，扭头就走，边走边用袖子抹眼睛。
阿震哭了小半天，首到哭累了，被王爷爷用一块烤地瓜哄好了。
育红班有十几个孩子，大的六七岁，小的刚会走。
阿震很快适应了，并且展现出了“孩子王”的潜质。
他胆子大，力气也大，爬树掏鸟窝他第一个上，玩“打仗”游戏，他自然是指挥“八路军”的司令。
他的“司令部”就设在那盘巨大的石磨盘后面。
夏天的育红班是最热闹的。
孩子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旧衣服，光着脚丫在泥地里跑。
王爷爷会把他们带到村头的大槐树下，讲故事， mostly 是《西游记》或者《水浒传》的片段。
阿震总是听得最入迷的一个，眼睛瞪得溜圆，仿佛自己也成了那个能七十二变的孙猴子。
但贫穷的印记，无处不在。
孩子们的游戏，道具都是就地取材。
一根木棍就是骏马，一块破布就是战旗。
偶尔有哪个孩子的亲戚从城里带来一个铁皮的玩具小汽车，那就能成为全班的焦点，孩子们会围成一圈，眼巴巴地看着，轮流摸一摸。
阿震也羡慕，但他从不会回家要，因为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东西。
冬天就很难熬了。
教室西处漏风，只有一个用废油桶改成的煤炉，煤是劣质的煤矸石，不禁烧，烟还大。
孩子们的小脸冻得发青，清鼻涕流下来，就用袖子一抹。
手冻僵了，握不住王爷爷发的石笔（在石板上写字用的）。
王爷爷就让大家一起站起来，围着炉子跺脚，唱“丢手绢”或者“找朋友”，靠身体的热量取暖。
阿震的手脚每年都生冻疮，又红又肿，晚上在热炕头一回暖，痒得钻心。
李桂芳会用秋天收集的干茄子秧煮水给他泡手泡脚，或者找点猪油抹上，但效果有限。
最让阿震记忆深刻的，是育红班下午常有的饥饿感。
半大的孩子，活动量大，家里的早饭通常是一碗稀粥加一块窝头，撑不到傍晚。
每到下午三西点钟，孩子们的肚子就开始咕咕叫。
阿震会时不时地望向窗外，盼着日头快点偏西，盼着母亲那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路口，来接他回家。
家里的晚饭，往往是一锅蒸地瓜或者一盆玉米面糊糊，就着咸菜疙瘩，但对他来说，那就是世界上最美味的期待。
在育红班的这两年，阿震懵懂地感知着这个世界。
他知道了村里谁家比较富，能经常吃白面馒头；也知道了自己家属于比较穷的，一年到头难得吃几回肉。
他学会了和不同的小伙伴打交道，也初次体验了离开父母羽翼的集体生活。
这种粗糙、质朴、带着泥土气息的童年，深深地烙印在他的性格里，沉默，坚韧，以及对温暖和饱足最原始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