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南京的鸭血粉丝与官邸外的黑风衣
天刚亮我就爬起来收拾行李，把杜松岩给的樱花纹威胁信、父亲的旧账本，还有采访本一股脑塞进帆布包，拉拉链时差点把手指夹着——主要是心里太急，怕赶不上杜松岩的专列。
办事处的老张见我慌慌张张，扔给我个油纸包：“南京的同事托我带给你的，说是南京特产，路上垫肚子。”
我打开一看，是袋桂花糕，甜丝丝的香气首往鼻子里钻。
老张靠在门框上抽烟：“听说你要跟杜松岩去南京见宋子文？
小心点，南京政府里的人比上海的洋人还会打官腔，问不出啥实话的。”
“知道了，谢张哥。”
我揣着桂花糕就往外跑，刚到门口就撞上个硬邦邦的东西，抬头一看，是赵西，手里拎着个保温桶。
“跑这么快干啥？
赶着去南京吃鸭血粉丝啊？”
赵西把保温桶塞给我，“我娘凌晨三点起来炖的鸡汤，给你路上喝，补补身子——你这几天跑东跑西的，脸都瘦了。”
我心里一暖，差点掉眼泪。
在上海这地界，刚认识两天的人能对我这么好，比北平胡同里的街坊还热乎。
我抱着保温桶，跟赵西挥手告别：“等我从南京回来，请你吃上海最好的生煎包！”
赶到火车站时，杜松岩的专列刚要开，秘书正急得跳脚，见了我就喊：“秦记者，可算来了！
快上车，杜会长等你呢！”
我三步并作两步跳上车，车厢里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不是那种铺着红地毯的豪华包厢，就是普通的软席车厢，桌子上摆着一壶茶，几个茶杯，还有份《中央日报》，头条是“宋子文主持关税改革会议，各国公使表示关注”。
杜松岩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拿着个放大镜，正看着张地图，见我进来，指了指对面的座位：“坐吧，刚让秘书给你泡了茶，南京的雨花茶，尝尝。”
我坐下喝了口茶，清香里带点回甘，比北平的茉莉花茶淡，挺合我胃口。
“杜会长，咱们这趟去南京，宋子文能答应提高洋纱关税吗？”
我忍不住问。
杜松岩放下放大镜，叹了口气：“不好说。
宋子文这人心气高，想干实事，但架不住美日公使天天上门闹，还有些国府官员在背后捅刀子——他们收了洋人的好处，巴不得关税永远不改。”
“您说的‘国府官员’，具体是哪几位啊？”
我赶紧拿出采访本，笔都攥紧了。
杜松岩却摇了摇头，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不该问的别问，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你只需要记住，明天见宋子文的时候，少说话，多观察——他办公室里的东西，比他说的话还管用。”
我点点头，心里跟揣了只兔子似的，又紧张又兴奋。
火车“哐当哐当”开起来，窗外的景色从上海的高楼变成了田埂，金黄的稻子被风吹得跟波浪似的，好看得很。
中午的时候，秘书端来盒饭，两荤一素，还有个卤蛋。
我正吃得香，突然听到隔壁车厢传来争吵声，一个尖嗓子喊：“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过去？
我是美国驻沪商会的代表，要见杜会长！”
杜松岩皱了皱眉，对秘书说：“让他进来。”
进来的是个矮胖的洋人，穿着花格子西装，领带歪歪扭扭的，手里拿着个公文包，一进来就嚷嚷：“杜会长，你们中国纱厂***，影响我们美国商人的生意了！
马慕瑞公使说了，要是你们再不停止***，美国就会考虑撤回对南京政府的援助！”
杜松岩放下筷子，慢悠悠地说：“史密斯先生，我们中国的纱厂活不下去了，工人没饭吃，才***的。
你们美国的棉纱卖那么便宜，不是倾销是什么？
要是你们肯把价格提上去，我们自然不会***。”
“倾销？”
史密斯急了，脸涨得跟猪肝似的，“我们那是自由贸易！
你们中国的劳动力便宜，棉花也便宜，凭什么卖那么贵？
我看你们就是想搞贸易保护！”
我在旁边听得火冒三丈，刚想开口反驳，杜松岩给我使了个眼色，我赶紧把话咽了回去。
只见杜松岩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史密斯：“这是上海纱厂的成本核算表，你自己看。
我们的棉花每斤八分钱，你们美国的棉花运到上海才六分钱，还不用交关税，我们怎么跟你们比？”
史密斯接过文件，翻了几页，脸色变了变，嘟囔着：“反正马慕瑞公使说了，你们必须停止***，不然……不然怎么样？”
杜松岩打断他，眼神里带着股狠劲，“你们美国要是敢撤回援助，我们就跟英国、法国合作，反正中国这么大，不愁没生意做。”
史密斯被噎得说不出话，气呼呼地走了。
我忍不住竖起大拇指：“杜会长，您真厉害！
几句话就把他怼回去了。”
杜松岩笑了笑：“跟这些洋人打交道，就得硬气点，不然他们以为我们好欺负。
对了，你刚才想说啥？”
“我想说，他根本不懂中国的情况，凭什么指手画脚！”
我愤愤不平地说。
杜松岩点点头：“所以你要把这些都写进报道里，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不是无理取闹，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不过记住，别指名道姓骂美国公使，不然报社要遭殃。”
我答应下来，心里琢磨着怎么写这篇报道，既要说清楚真相，又不能得罪洋人，真是个技术活。
下午的时候，火车到了南京站。
刚下车，就闻到一股香味，比上海的甜腻味清爽，赵西说的鸭血粉丝应该就是这味儿。
杜松岩的车在站外等着，是辆黑色的别克轿车，比上海租界里洋人的车还气派。
坐上车，往市区走，南京的街比上海宽，建筑也更规整，就是行人没上海多，显得有点冷清。
路过总统府的时候，我看见门口站着不少卫兵，手里端着枪，表情严肃得跟庙里的金刚似的。
“那就是总统府，”杜松岩指着窗外，“宋子文的官邸在旁边，咱们先去酒店放行李，明天上午十点去见他。”
到了酒店，我刚把行李放下，就接到个电话，是南京《中央日报》的记者老李打来的，他是我燕大的师兄：“时铭，听说你跟杜松岩来南京了？
晚上我请你吃鸭血粉丝，咱们好好聊聊。”
我正想尝尝南京的特产，立刻答应下来。
晚上六点，我跟老李在酒店附近的小店里见了面，店里挤满了人，都是来吃鸭血粉丝的。
老李点了两碗鸭血粉丝，还有一碟盐水鸭，跟我说：“南京的鸭血粉丝，就这家最正宗，汤是用老鸭熬的，熬了三个小时，鲜得很。”
我喝了口汤，果然鲜，鸭血嫩，鸭肝香，比北平的卤煮还好吃。
老李压低声音：“你这次来南京，是为了关税的事吧？
我跟你说，宋子文其实想提高关税，但他舅舅宋霭龄不同意——宋霭龄跟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关系好得很，洛克菲勒就是美孚纺织的老板。”
我心里一惊，没想到这里面还有这层关系：“真的？
那宋子文会不会因为他舅舅，就不帮杜会长了？”
“不好说，”老李舀了勺粉丝，“宋子文这个人，公私分得挺清，但架不住家里人施压。
对了，你小心点，美日使馆的人己经知道你来了南京，昨天还有人去《中央日报》打听你的消息，说你‘不安分’。”
我心里一紧，看来那些黑风衣又跟来了。
老李拍了拍我的肩膀：“别怕，南京有我呢，要是遇到麻烦，给我打电话。
对了，明天见宋子文的时候，别拍他办公室里的那个青铜鼎——那是美国纺织商送的，价值连城，拍了就是证据，他们肯定会抢你相机。”
我点点头，把老李的话记在心里。
吃完鸭血粉丝，老李送我回酒店，刚到门口，我就看见两个穿黑风衣的人，靠在墙上抽烟，眼神首勾勾地盯着我，跟上海咖啡馆门口的那两个一模一样。
“别回头，跟我走侧门。”
老李拉着我，绕到酒店的侧门，进去后才松了口气，“肯定是美日使馆的人，想盯着你，看你跟杜松岩、宋子文说了啥。
以后出门别一个人走，最好跟杜会长的人一起。”
回到房间，我把门锁好，还抵了把椅子，心里有点发毛。
我拿出采访本，写下老李说的话：1. 宋子文舅舅宋霭龄与洛克菲勒家族有关系；2. 美日使馆的人在南京盯着我；3. 宋子文办公室的青铜鼎是美国纺织商送的。
写完后，我把采访本藏在枕头底下，又检查了一遍相机，胶卷都好好的。
躺在床上，我想起白天杜松岩说的“观察办公室里的东西”，看来明天见宋子文，不光要听他说啥，还得看他屋里摆啥，这记者当的，跟侦探似的。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特别早，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又把父亲的账本揣在怀里——感觉带着它，就像带着我爹的保佑。
下楼的时候，杜松岩己经在大厅等着了，穿着一身新的长袍马褂，精神头挺好。
“今天见宋子文，别紧张，”杜松岩拍了拍我的肩膀，“有我在，他不会为难你的。”
坐上车，往宋子文的官邸走，路上我看见不少学生，举着“支持关税自主反对洋纱倾销”的标语，在街上***，跟当年北平的五西运动似的，看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到了官邸门口，卫兵拦住我们，要检查证件。
杜松岩递上名片，卫兵看了一眼，又看了看我，问：“他是干啥的？”
“他是《大公报》的记者，跟我一起来的，想记录一下关税改革的事。”
杜松岩说。
卫兵皱了皱眉，刚想说话，里面走出个秘书，穿着西装，戴着手套：“是杜会长吧？
宋部长在里面等着呢，快请进。”
进了官邸，里面跟杜松岩的办公室不一样，全是西洋家具，墙上挂着油画，地上铺着地毯，走上去没声音。
到了宋子文的办公室门口，秘书敲了敲门：“部长，杜会长来了。”
“进来。”
里面传来个洪亮的声音。
我跟着杜松岩进去，宋子文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面，三十多岁，穿着西装，头发梳得油亮，跟照片上一样。
他看见我，愣了一下：“这位是？”
“他是《大公报》的记者秦时铭，想了解一下关税改革的情况。”
杜松岩说。
宋子文点点头，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坐吧。
杜会长，你说的情况我都知道，关税自主是国府的既定政策，但美日英三国公使联合施压，我也很难办啊。”
“宋部长，”杜松岩往前凑了凑，“上海的纱厂己经倒闭三家了，再这样下去，几十万工人都要失业，到时候出了乱子，谁也担待不起。
您就不能想想办法，提高洋纱的关税吗？”
宋子文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杜松岩：“这是美日英三国公使联名发的照会，说要是我们提高关税，他们就联合***中国的茶叶和丝绸。
你也知道，茶叶和丝绸是咱们的主要出口商品，要是被***了，损失更大。”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照会上面签着马慕瑞和日本公使的名字，还有英国公使的签名。
心里琢磨着，这三国就是欺负中国弱小，既想低价买中国的原料，又想高价卖商品，哪有这么好的事。
正想着，我突然看见宋子文办公桌后面的架子上，摆着个青铜鼎，跟老李说的一样，鼎身上刻着“洛克菲勒赠”几个字。
我赶紧拿出相机，想偷***下来，刚举起相机，宋子文的秘书突然喊：“不许拍照！”
我手一抖，差点把相机掉地上。
宋子文皱了皱眉：“秦记者，官邸里不许拍照，你把相机收起来吧。”
我尴尬地笑了笑，把相机收起来，心里却记住了那个青铜鼎——这就是美国纺织商贿赂宋子文的证据，一定要想办法拍下来。
接下来，杜松岩跟宋子文谈了半天，主要是围绕关税提高的幅度，杜松岩要求提高到百分之十五，宋子文说最多只能提高到百分之十，还得跟美日英三国商量。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着急，却插不上话。
谈完的时候，己经中午了。
宋子文留我们吃午饭，饭菜挺丰盛，有鱼有肉，还有南京的盐水鸭。
吃饭的时候，宋子文突然问我：“秦记者，你从北平来，北平的民众对关税自主怎么看？”
“北平的民众都支持关税自主，”我放下筷子，“不管是学生还是商人，都觉得这是中国收回***的好事。
我爹是前清海关的职员，他一辈子都盼着中国能有自己的关税，可惜没等到。”
宋子文点点头，眼神里有点复杂：“你爹是个好人，可惜啊，中国的关税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
这样吧，你要是想报道关税改革的事，可以随时来问我，我会尽量配合你。”
我心里一喜，连忙道谢。
吃完饭，我们跟宋子文告别，刚走出官邸，就看见那两个穿黑风衣的人，还在门口等着，见了我们，转身就走。
“别理他们，”杜松岩说，“他们就是想打听我们谈了啥，回去报告给美日使馆。
对了，刚才宋子文说最多提高到百分之十，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太低了，”我说，“美日的棉纱还是有价格优势，本土纱厂还是活不下去。
不过宋子文能答应提高，己经不错了，总比不提高强。”
杜松岩点点头：“明天我再跟他谈谈，争取提高到百分之十二。
你下午没啥事，就去南京的纱厂采访采访，看看工人的情况，写篇报道，让国府的人看看，工人有多难。”
我答应下来，心里琢磨着下午去哪家纱厂采访。
刚要上车，我的相机突然响了一声——是不小心碰到了快门，我心里一惊，想起刚才在宋子文办公室，好像不小心按下了快门，不知道有没有拍到那个青铜鼎。
回到酒店，我把纸条藏起来，然后开始写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南京关税谈判实录：宋子文承诺提高洋纱关税，工人盼早日摆脱困境》。
写完后，我把报道发回报社，然后拿出那张纸条，琢磨着明天去湖心亭，会遇到什么人，会不会是陷阱。
但转念一想，为了查清楚满洲棉业和关东军的关系，就算是陷阱，我也得去。
毕竟，我是秦时铭，《大公报》的记者，不是吓大的。
再说了，要是能挖到大新闻，说不定总编能给我涨工资呢——虽然报社抠门，但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着明天的湖心亭之约，还有宋子文办公室里的青铜鼎，心里跟揣了只兔子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洒在地上，跟铺了一层霜似的。
我摸了摸怀里的账本，心里默念：“爹，您保佑我，明天能挖到真相。”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终于睡着了，梦里我梦见自己在湖心亭见到了一个神秘人，他给了我一份满洲棉业和关东军勾结的证据，我拿着证据，写出了一篇轰动全国的报道，总编给我涨了工资，还奖了我一台新相机……当然，这只是梦。
第二天等待我的，到底是真相，还是陷阱，谁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必须去，因为这是我的 job，也是我爹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