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把邻居的失踪案当成一场冷漠的智力游戏，一场在我绝对安全的书房里，

为无聊生活加点调料的消遣。我叫沉默，是个写犯罪小说的。

我靠解剖人性中最黑暗的角落为生，习惯了扮演上帝，在纸上操纵生死。

我以为自己永远是那个隔着玻璃观察深渊的人，安全，且永远不会坠落。我错了。我没想到，

那个我笔下最疯狂的怪物，会从我废弃的稿纸里爬出来，带着只有我才懂的密码，

开始一场为我量身定做的猎杀。他要的不是模仿，是超越。他用真实的谋杀，

把我那些隐藏最深的秘密和童年阴影，一件件血淋淋地展览给全世界看。游戏结束了，

我不再是上帝，我成了第一个祭品。1我的世界由墨水、键盘和虚构的死亡构成。我的书房，

就是我的神殿。所以，当公寓楼业主群里第一次弹出对门邻居失踪的消息时，

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同情，而是一种被点燃的好奇。那个男人姓什么来着？记不清了，

一个模糊的符号而已。对我来说，他的失踪不过是一道新鲜出炉的谜题，

一场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的智力游戏。我关掉手机通知，走到落地窗前。楼下警灯闪烁，

像无声的警告，但我只觉得有趣。我端起咖啡，嘴角勾起一抹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微笑。

游戏开始了。我转身走向我的白板，那是我的战场。拔掉记号笔的笔帽，

我在光滑的板面上写下“邻居失踪案”，然后开始画思维导图。受害者：社会关系简单，

一个完美的“路人甲”。失踪方式：门锁完好，监控有死角，说明是熟人作案，

或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诱骗。我为那个素未谋面的凶手构建侧写：一个有组织、有耐心，

并且……极度渴望被关注的表演型人格。写下“表演型人格”这几个字时，我的手停住了。

一个我不想记起的人，像根刺一样扎进了我的脑子。林宇凡，我那个被解雇的前助理。

一个眼神里总是燃烧着过度热情的年轻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争论一个手稿的情节，

他就是用几乎一模一样的词，狂热地冲我喊：“一个真正的罪犯，应该渴望被世界看到！

将谋杀当成一场终极表演，那才更真实，更能触及灵魂的本质！”当时我怎么说来着？哦，

我轻蔑地告诉他，那不过是不切实际的胡言乱语。可现在，我引以为傲的、冰冷的逻辑推演，

竟然把我引向了和他相同的结论。这感觉糟透了，就像一位大指挥家，

发现自己谱写的交响乐核心旋律，竟然和一个街头疯子的哼唱完全一样。我完美的智力游戏，

出现了一个污点。一股混杂着厌恶和烦躁的情绪涌了上来。我的第一反应，

就是立刻擦掉那个词，仿佛这样就能抹去它和林宇凡之间的联系。但我克制住了。

我告诉自己：过程决定一切。他那是廉价的情感臆测，而我这是基于犯罪心理学的严谨推论。

结论一样，只是个毫无意义的巧合。对，就是这样。为了维护我思维殿堂的纯粹性，

我进行了一次必要的自我欺骗。我重新拿起记号笔，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

在那四个字下面，狠狠地划了一道横线。这不仅是完成侧写，

更是在向我自己宣告：这场游戏的主导权与解释权，永远，且只属于我。2做完这一切，

我回到电脑前。下一步，是清理数字世界的混沌：垃圾邮箱。这是一种仪式，

像饭前洗手一样必要。我要把那些因林宇凡而起的、令人不快的思绪，

连同那些推销贷款和壮阳药的邮件，一并彻底清除。我的反垃圾邮件系统是最高级的，

但今天那堆杂乱的数据中，一封没有主题、发件人地址是一串乱码的邮件，

像一个无法被归类的异常数据点，其存在本身，就是对整个系统秩序的挑衅。鬼使神差地，

我点了进去。邮件正文里没有一个字，只有一个附件：一个名为“序曲。mp3”的文件。

序曲？我皱了皱眉，戴上我的Bose降噪耳机，将外界的一切杂音彻底隔绝。

这是我的习惯，在分析任何可能重要的信息前，必须创造一个绝对纯净的环境。我点开播放。

一阵刺耳的静电噪音后，一个经过处理的、非男非女的电子合成音，

地、不带任何感情地念出了一串数字和字母的组合：“7-B-R-9-P-S-K-3”。

耳机里的电子音结束了，但我却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脏在耳内疯狂的、失序的擂鼓声。

我猛地摘下耳机，指尖冰冷得像尸体，书房里死一般寂静。这串密码。

它不属于任何已知的密码体系。

它是我三年前一部被彻底废弃、从未给第二个人看过的手稿《第七个钟摆》中，

主角用来开启一个装满复仇证据的秘密保险箱的密码。那份稿子，

连同我所有最原始的创作构思，

都只存在于我那台为了防止黑客攻击而彻底物理隔离的旧电脑硬盘里。除了我，

唯一可能接触到它的，只有那个曾经帮我整理过旧硬盘资料的……林宇凡。

我书房里温暖的橘色灯光，此刻仿佛变成了手术台上冰冷的无影灯，

我能感觉到后颈汗毛倒竖的冰凉触感。那个我正在分析的“角色”，

那个我以为在棋盘另一端的对手，不知何时已经站到了我的身后，

他的呼吸就吹在我的后颈上。他不是在表演给我看，他是在邀请我入场。上帝的游戏结束了，

猎杀开始了。我不再是观察者，我成了第一个祭品。报警？这个念头像个溺水者伸出的手，

但只挣扎了两秒，就被我亲手按回了水里。我该怎么说？“喂，警察吗？

我收到了一串我自己小说里的密码，我很害怕。”？

他们会把我当成一个写作压力过大的妄想症患者。这等于公开承认，我的神殿不堪一击，

我这个“上帝”已经沦为了一个需要凡人保护的、歇斯底里的受害者。

这是对我智力尊严的终极羞辱。不。绝不。我盯着屏幕上那个名为“序曲。mp3”的文件，

指尖的冰冷正在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灼热的、几乎要将我点燃的战栗。恐惧还在，

但它不再是冰块，而是变成了我引擎里的燃料。我的嘴角不受控制地上扬，

勾起一个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弧度。他不是在威胁我。他是在递给我一份剧本的第一页。

而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资格，为他写下结局的人。3恐慌只持续了几个小时，

就被一种病态的、混杂着恐惧与自负的兴奋取代了。他选中了我，不是吗？在茫茫人海中，

他选择了我作为他表演的唯一观众和评判者。这是一种扭曲的荣幸，一种致命的共鸣。

我没有报警。我该怎么说？说一串我自己小说里的密码让我感到了威胁？

警察会把我当成一个写作压力过大而产生妄想的疯子。更重要的是，

我内心深处那个扮演上帝的自己，不允许我示弱。这是一场我和他之间的对话，

我不允许第三方介入。我强迫自己恢复了表面的平静。三天后，预料之中的敲门声响起。

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个女人。她没有穿警服，一身剪裁合体的深色西装让她看起来不像警察，

更像个律师。她没有立刻表明来意，而是先让目光越过我的肩膀，扫视我的书房。

那目光不像在搜寻线索，更像一个挑剔的评论家在审视我的初稿，寻找着每一个逻辑漏洞。

“沉默先生，”她开口，声音平稳，“我是市刑侦支队重案组组长，李慧。

”我侧身让她进来。她没有走向客厅的沙发，而是径直走向我的书架，

目光精准地落在法医学那一栏。她的手指轻轻划过书脊，停在一本精装书上。

“《法医毒理学手册》，最新版。”她回头看我，眼神里没有赞赏，只有一种冷静的评估，

“沈先生，你这里的资料比我们警局档案室还新。”我给她倒了杯水。她没碰。很好，

游戏的第一回合，她用沉默将军了。“知识是小说家的武器，李警官。

”“那我们想借用一下你的‘武器’。”她从公文包里拿出几张现场照片，推到我面前。

我拿起照片，一股冰冷的情节从指尖窜遍全身，我终于成了自己笔下的角色。

我强迫自己将涌起的恐惧压下去，用我最擅长的方式去处理眼前的画面——解构它，分析它，

把它变成一个与我无关的文本。

我的大脑瞬间切换到了冷酷的核对模式：姿势……《深红奏鸣曲》，第一章，‘哀悼圣母’。

双手交握，仰望穹顶。吻合。毒素……植物碱，需要离心机和精准配比，

不是业余人士能做到的。吻合。道具……‘倒吊人’塔罗牌，牌面朝上，

放置在死者右手指尖的角度，分毫不差。吻合。这是一次完美的复刻。我的文字，

被赋予了血肉，然后又被抽干了生命。李慧一直观察着我的表情，

她的眼神像一个经验丰富的校对员，逐字逐句地扫描着我的表情，

试图找出那个必然存在的错别字。“这场景对您来说，应该不陌生吧？巧合，

还是……读者见面会？”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冰冷的嘲讽。我放下照片，

戴上“专业顾问”的面具。“李警官，这显然是一个模仿犯。

一个极度注重细节、对我作品有着深刻理解的模仿犯。他自大、有表演欲，他渴望被关注，

尤其是被我关注。他不是在杀人，他是在给我写信，用尸体和鲜血当墨水。

”在我冷静的措辞下，一种更黑暗的情绪正在翻涌。他不是在致敬，他是在盗版。

用人命和鲜血，对我进行了一次最***的剽窃。李慧听完我的分析，沉默了许久。

她收起照片，站起身。“感谢你的专业意见，沈先生。”她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目光深邃，

“我们会调查你所有的‘忠实读者’。也希望你……不要入戏太深。”她走了。

我关上门的瞬间，一股被看穿的羞辱感和计划失败的挫败感涌上心头。我靠在门上，

感到一阵虚脱。我精心构建的“专家”形象并未奏效，我非但没有掌控局面，

反而从一个潜在的“顾问”，变成了她眼中的“头号嫌疑人”。

我立刻陷入了一个困境：是否应该现在就追出去，

向李慧坦白那封匿名邮件和那串只属于我废稿的密码？不。李慧的逻辑是一条直线，

从A到B，清晰，但毫无想象力。她永远无法理解，我和凶手是在用迷宫本身对话。

向她坦白，无异于让一个只懂加减法的人去解一道微积分。

我必须比李慧更快地找出那个“读者”。这不仅是为了自证清白，

更是为了赢回这场游戏的主导权。4李慧的电话打来时，我正在给我自己泡第二杯手冲咖啡。

她的声音和昨天一样，平稳，没有一丝多余的温度。“沈先生，有新案子了。

我们想再听听你的‘专业意见’。”我没有丝毫意外。我冷静地回答：“好的，我马上到。

”挂掉电话，我将杯中最后一口咖啡饮尽。对手的棋，落下了，在意料之中。现在，

轮到我去棋盘上，读懂他这一步棋里，藏着的那句只写给我的私信。出门前，

我将手冲壶和咖啡杯拿到水槽边，用温水仔细地冲洗干净，

再一丝不苟地将它们倒扣在沥水架上，位置刚刚好。警局的会议室里，空气比昨天更冷。

李慧没有坐在桌子后面，她站在白板前，像个即将宣布***的法官。我刚坐下，她就转过身，

一言不发地将一叠照片摔在我面前的金属桌上。照片散开，像一摊凝固的血。

我的目光落在最上面那一张。然后，我的大脑，我最信赖的武器，一片空白。照片上的场景，

不是我任何一部小说里的情节。那是我被尘封的、最不堪回首的童年噩梦。

受害者是一位头发花白的男人，被绑在本市音乐学院附中的一架旧钢琴的琴凳上。

他的十指被残忍地向后折断，以一种诡异的角度翘着。他的嘴被张开到极限，

里面死死地塞着一个东西。一个节拍器的摆锤。那一瞬间，世界失去了声音。不，不是安静，

是我被拖进了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真空里。

咔-哒……咔-哒……一个幻听的声音在我脑子里响了起来，起初微弱，

随即变得刺耳而清晰。那是我记忆里，那个坏掉的节拍器发出的、永不停止的噪音。紧接着，

一股浓重的气味涌入我的鼻腔。那是陈腐的木头和汗水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是我少年时那个琴房的味道。那股味道让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强烈的恶心感涌上喉咙。

我的肺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攥住，猛然***。我像一条离水的鱼，徒劳地张着嘴，

却只能吞咽着灼热的空气。会议室的灯光开始天旋地转。这不是模仿。这不是我的小说。

这是我的秘密。是那个在我童年时，以教学为名，用戒尺抽打我手背的施虐狂。

是那个坏掉的、永远发出刺耳“咔-哒”声的节拍器。这些细节，

只存在于我那些最原始、最混乱的废稿片段里——那些我写下又立刻删除，

生怕被自己再次看到的文字。林宇凡，他不仅仅是看过我的废稿。他读懂了我血淋淋的灵魂。

他不是在模仿我的书，他是在表演我的灵魂。我不是棋手，

我是一个被钉在解剖台上、动弹不得的标本。我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撑住桌子，

大口地喘息，试图将那股幻嗅的气味排出肺部。透过模糊的视线，我看到了李慧。

她那标志性的、手术刀般锐利的审视目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无法掩饰的、纯粹的困惑。我这副毫无伪装的崩溃，显然超出了她的预判。

我的求生本能像疯了一样对我尖叫：告诉她！告诉她一切！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但另一个声音，那个属于小说家沉默的、冰冷而骄傲的声音，死死扼住了我的喉咙。

它在我脑中快速地播放了一个画面：我，涕泪横流地向这个一直怀疑我的女人，

结结巴巴地叙述着一个关于钢琴老师和节拍器的童年噩梦。

到了她脸上可能出现的表情——那种混杂着职业性怀疑与居高临下的、对一个可怜虫的怜悯。

不。我绝不能在他设计的剧本里，扮演那个最狼狈、最可悲的受害者。

对“沦为可怜虫”的羞辱感，战胜了我的求生欲。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重新坐下，

用尽全身力气压下颤抖。

我听见自己用一种沙哑但听起来依然像是“分析”的语调说：“……一个……非常规的仪式。

凶手在升级他的表达方式，他在试图构建一个……更私人的叙事。”5我回到家，

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回到自己的巢穴。我需要我的白板。

在那个空洞的理论耗尽我最后一丝力气后，我逃离了警局。我需要夺回控制权，

用我唯一信赖的武器——逻辑。我相信，只要我能比林宇凡更快地写出剧本的下一章，

我就能赢。我站在白板前，像个疯子一样，用黑色的记号笔画出关系图，

试图预测他下一步的落子。我的“思想堡垒”里，第一次充满了真正的、而不是虚构的恐惧。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是李慧。“沈先生，”她的声音像一条冰冷的电波，击穿了我的防御，

“我们在音乐学院后门的一个垃圾桶上，发现了一个U盘。”我的心沉了下去。

“里面是你的一份手稿，”她继续说，不带任何感情，“就是你童年创伤的那一份。

文件的创建日期，是案发前一个月。”我对着白板上那张空荡荡的关系图，

徒劳地辩解：“这太刻意了！像一个急于被发现的舞台道具！

一个在前两起案件中那么谨慎的凶手，会把关键证据放在一个清洁工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是她公式化的回应：“我们会考虑所有可能性。”电话挂了。

我的逻辑分析，在那头只换来了一句废话。我感到一种被愚弄的愤怒。

但我还是拿起红色的记号笔，在白板上，从“废稿”两个字，画出了一条虚线，

指向代表“我”的那个圆圈。我强迫自己站在凶手的角度思考，

在旁边用颤抖的手写下标注：“动机构建：利用作者的真实创伤，使其行为合理化。完美。

”这像是在批改一份学生的作业，一份用我的命当考卷的作业。第二击来得更快。

第三起案件发生了，一个曾经在报纸上公开批评我小说“逻辑有余，

人性不足”的文学评论家，死在了他的书房里。这一次，李慧没有打电话。

她直接给我发来一张图片。一张DNA报告的截图。

左边是受害者指甲缝里提取的皮屑DNA，右边是我的档案DNA。

中间是刺眼的、红色的“99。9%匹配”。科学，冰冷，无可辩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