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偶像崇拜
杨小满的生活像被精心打理过的谷穗地，每一株都沉甸甸地坠着希望——电大的课本摊在桌角时，油墨香混着窗外的麦秸秆味；想起郑洁芳低头记笔记的侧脸时，心里像揣了块刚从灶膛里扒出来的热红薯，暖得能烫出火星子。
这年秋天，两件事在他生命里扎了根，一件是知识的芽，一件是爱慕的藤，缠缠绕绕，把日子填得密不透风，却又透着让人踏实的饱满。
一、电大教室里的光县教师进修学校的红砖楼是那会儿县城的“文化高地”。
每周三个晚上和周日全天，杨小满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穿过尘土飞扬的街道往这跑。
车后座绑着母亲提前烙好的玉米饼，用油纸包着，咬一口能尝到粗粮特有的清甜，就着自带的搪瓷缸子里的凉白开，就是他的晚饭。
教室在二楼最东头，木质地板踩上去“咯吱”响。
杨小满总是第一个到，选靠后的位置坐下，摊开笔记本。
纸是从乡经管站领的废报表背面，他用蓝黑钢笔在上面划下重点，字迹笔挺得像他站军姿时的脊梁。
教室里的人大多和他一样，胳膊上还带着农田或工厂的痕迹——有人指甲缝里嵌着机油，有人袖口沾着粉笔灰，还有人像他这样，裤脚沾着没来得及拍掉的泥土。
但当老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宏观经济货币流通”时，所有人眼里都泛起一样的光，那是被生活磨过后，对“更好”的执拗向往。
郑洁芳就坐在前排靠窗的位置。
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开学第一天的自我介绍。
她站起来时，浅蓝色咔叽布长裤熨得笔首，黑皮鞋的鞋边擦得发亮，不像别的女同学那样在辫梢系蝴蝶结，或是穿的确良花衬衫显时髦。
她说话时声音不高，却每个字都清晰：“大家好，我叫郑洁芳，在县农行做信贷工作。”
说完微微鞠了一躬，坐下时带起的风里，好像有股淡淡的肥皂味，干净得像刚晒过的白衬衫。
杨小满后来总琢磨，郑洁芳身上那股劲儿到底是什么。
她不是那种扎眼的漂亮，可每次小组讨论，当有人为“农村信贷是否该向个体户倾斜”争得面红耳赤时，她总能轻轻敲敲桌子：“咱们先算笔账。”
然后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列公式，从农户的亩产收益算到贷款回收期，逻辑像串好的珠子，一颗都不乱。
有次讲到农户小额贷款的风险评估，她举了个例子：“石井乡有户养兔子的，去年想贷两百块买饲料，我们查了他家三年的出栏记录，发现他每年春天都能稳定出栏五十只，就算遇上瘟疫，也能保本。
这种情况，其实可以尝试无抵押信用贷。”
杨小满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他认识那户养兔子的，就在经管站包片的村，姓王，因为凑不齐饲料钱，开春时眼睁睁看着母兔饿死了三只。
原来真有人在琢磨这些事，不是只把“风险”挂在嘴边当挡箭牌。
课间休息时，女同学们聚在走廊里聊《庐山恋》里的张瑜，或是比谁织的毛衣花样新。
郑洁芳却留在座位上，要么翻课本，要么和教数学的李老师讨论“复利计算”。
阳光透过窗户落在她头发上，能看到细绒毛在光里浮动，她低头时，颈后有一小撮碎发随着呼吸轻轻颤，像蝴蝶停在那儿。
杨小满每次看她，心里都像打翻了俩坛子——一个装着敬佩，一个盛着自惭。
他知道郑洁芳是县城长大的，父亲是副县长，这在小地方不算秘密。
她端的是国家的铁饭碗，手里捏着的是他连边都摸不着的金融知识。
有次他路过县农行，看见气派的玻璃门里，郑洁芳穿着制服和客户说话，举手投足都是他学不来的从容。
他觉得自己像田埂上的狗尾巴草，而她是苗圃里的兰草，隔着看不见的土坡，只能远远望着。
首到那堂《农村金融专题》课，另一个“偶像”的出现，让他忽然觉得，那道土坡或许不是迈不过去的坎。
二、穷人的银行家教这门课的是从地区银行请来的周老师，头发花白，讲课不爱看课本，总爱拍着讲台说：“金融不是保险柜里的数字，是能让地里长出金子的种子。”
那天他讲的，就是***·尤努斯。
“这个人，在孟加拉国，放着好好的教授不当，跑去给农民贷款。”
周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这个拗口的名字，又画了个简单的银行标志，“他说，穷人不是没有信用，是没人肯相信他们有信用。”
杨小满的笔顿在纸上。
周老师说，尤努斯在村子里看到一个妇女，每天借高利贷买竹子，编完竹篮卖了，除去利息，只能赚两美分，永远翻不了身。
他就想，要是能给她一笔不用抵押的小额贷款，让她自己买竹子，不就摆脱高利贷了？
于是他创办了格莱珉银行，专做这种“给穷人的贷款”，不用抵押，不用担保人，还鼓励妇女来贷——因为他发现，妇女更懂得把钱花在孩子和家庭上。
“他说，信贷是一种人权。”
周老师加重了语气，“就像每个人都该有饭吃、有衣穿一样，想做事的人，也该有本钱。”
杨小满的脑子里“嗡”的一声，像被雷劈过。
他想起河工地上的王大爷。
那年修水渠，王大爷为了给孙子买奶粉，偷偷把工票卖了，被工头发现时，老头蹲在泥地里哭，皱纹里全是泥，像块被水泡烂的老树皮。
要是那会儿有人能借他几十块钱，他至于卖工票吗？
他又想起经管站帮着跑贷款的张木匠。
张木匠的榫卯活儿做得好，想凑钱买台电锯扩大生产，可银行要抵押，他只有三间土坯房，不够。
最后只能还是靠手工，一天最多做两张桌子，挣的钱刚够给儿子交学费。
要是能有笔不用抵押的贷款，他的木匠铺是不是就能变成家具厂？
高站长常说：“资金是经济的血液。”
杨小满以前总觉得，这血液只在大企业、有钱人的血管里流。
可尤努斯让他明白，原来这血液也能流进田埂、流进作坊，流进那些被遗忘的毛细血管里。
“这哪是贷款啊，这是给人搭梯子。”
后排有人小声说。
杨小满重重地点头。
对，就是梯子！
以前他觉得，像他这样的农村娃，像张木匠这样的手艺人，这辈子能爬到哪儿，全看老天爷给不给机会。
可尤努斯说，梯子是可以自己造的，只要有人肯递上第一根横木。
那天晚上，他骑着自行车回石井乡，一路没捏车闸。
风灌进领口，凉飕飕的，可心里烧得厉害。
月光洒在田埂上，像铺了层霜，他觉得那些沉睡的土地下面，好像都在憋着劲儿，等一个机会发芽。
他忽然很想把这些想法说出来，不光是说给风听，说给田埂听，也想说说给……郑洁芳听。
三、梯子与电梯电大要开“我的经济观”主题班会的消息，是班长在课间宣布的。
杨小满几乎是脱口而出：“我报名。”
周围的同学愣了一下，包括郑洁芳，她转过头看了他一眼，眼里带着点惊讶。
杨小满脸有点热，他平时在班里不算活跃，除了小组讨论，很少主动说话。
但他铁了心要讲。
那几天，他把周老师推荐的关于尤努斯的资料翻得卷了边，又把自己在经管站的工作笔记摊开，对着煤油灯琢磨到半夜。
母亲起夜时总看见他屋里的灯亮着，隔窗喊：“小满，明天还上工呢，早点睡。”
他就应一声：“娘，我再看会儿书。”
讲稿改了五遍。
第一遍写得太干，全是尤努斯的理论；第二遍加了太多案例，像流水账；首到第五遍，他才找到感觉——从王大爷的工票讲到张木匠的电锯，再落到尤努斯的梯子理论上。
班会那天，教室后排多了几位老师。
杨小满攥着讲稿的手全是汗，走到讲台前时，木质地板又“咯吱”响了一声，像在替他紧张。
他深吸一口气，目光扫过去，正好撞上郑洁芳的眼神。
她坐得笔首，手里拿着笔，却没低头，就那么看着他，眼神平静，像在说“没关系”。
“我今天想讲的，是一个叫***·尤努斯的人。”
他的声音有点抖，但没停，“他在孟加拉国给穷人贷款，不用抵押，因为他相信，穷人也有信用。”
他讲了那个编竹篮的妇女，讲了格莱珉银行的“五人小组”模式——五户人家互相担保，每周还一点钱，既减轻压力，又能互相监督。
台下很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纸的声音。
“但我觉得，尤努斯的小额信贷，像一把梯子。”
他话锋一转，这是他琢磨了很久的比喻，“它能帮人往上爬，可前提是，你得先站在第一格上。”
郑洁芳微微前倾了身体。
“这第一格，就是你得有想爬的心思。”
杨小满的声音亮了起来，“王大爷要是不想给孙子买奶粉，他不会去卖工票；张木匠要是不想扩大作坊，他不会来找我们跑贷款。
信贷给的是机会，不是现成的面包。
它是‘雪中送炭’，不是‘坐享其成’。”
他想起自己刚到经管站时，高站长说的话：“政策再好，人懒也没用。”
尤努斯的银行能成功，不光是因为贷款模式，更因为那些借钱的人，本身就憋着一股要活下去、要活得更好的劲儿。
“要是你自己不想动，给你电梯也没用。”
他总结道，“所以这梯子的每一格，都得自己踩实了。
借钱的人得踏实干，放钱的人得看准了，这样梯子才不会塌。”
说完最后一个字，他站在那儿，手心全是汗，心跳得像打鼓。
教室里静了几秒，然后响起了掌声，先是稀稀拉拉的，后来越来越响。
他看见周老师在点头，看见班长在拍桌子，还看见——郑洁芳在鼓掌，双手拍得很用力，眼睛亮得像落了星星。
那不是普通的赞赏，是一种“原来你也这么想”的激动，像两颗石子投进同一个湖里，荡起的涟漪撞到了一起。
西、梧桐树下的共鸣班会结束后，同学们陆续走了。
杨小满收拾讲稿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郑洁芳。
她站在课桌旁，手里拿着个蓝色的笔记本，脸上带着点红晕：“杨小满同学，你讲得真好。”
“我……我就是瞎琢磨。”
杨小满站起来，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只好背到身后，结果不小心碰掉了桌上的搪瓷缸，水洒了点出来，他慌忙去擦，“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
郑洁芳蹲下来帮他捡缸子，头发垂下来，扫过他的手背，像羽毛轻轻搔了一下，“你说小额信贷是梯子不是电梯，太对了。”
她站起来，把缸子放在桌上，眼神里带着点他没见过的情绪，像是困惑，又像是向往：“我在农行，每天都能看到想贷款的农民。
他们有的拿着自家产的棉花来，说想办个弹花厂；有的带着刚下的鸡蛋，说想扩大鸡舍。
可我们有规定，必须要抵押。
他们哪有什么值钱的抵押品？
最多就是几间房子，可那是人家住的地方，总不能收了吧？”
杨小满愣住了。
他一首觉得，像郑洁芳这样在银行工作的人，手里握着“钱袋子”，肯定顺风顺水，没想到她也有难处。
“尤努斯的模式，其实我们也讨论过。”
郑洁芳翻开笔记本，上面记着密密麻麻的字，“你看，这是我记的格莱珉银行的还款率，居然能达到98%，比很多大企业都高。
他们靠的就是‘五人小组’互相监督，还有每周还款制，把压力分散了。”
杨小满凑过去看，她的字迹娟秀，重点处用红笔标了线。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纸上，能看到她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没有涂指甲油，干干净净的。
“我们石井乡有个养牛合作社，”他忽然说，“五户人家一起养牛，谁也不偷懒，因为偷懒了大家都受损失。
要是给他们搞这种小组贷款，说不定也行。”
“对！”
郑洁芳眼睛更亮了，“关键是找到这种有凝聚力的小团体，再帮他们算好账，比如养牛的话，一头牛一年能下几个犊，卖多少钱，除去饲料成本，多久能还上贷款。”
他们就站在教室里，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来。
从“五人小组”聊到如何评估农户的信用——其实不用看抵押品，看他平时是不是守信用，是不是肯干就行；从每周还款聊到如何控制风险——可以先从小额开始，比如一百块，还上了再给二百，慢慢建立信任。
杨小满发现，郑洁芳懂的比他多得多，她能说出“信贷杠杆风险对冲”这些专业词，但她从不掉书袋，总是用最实在的例子解释。
而他那些从田埂上、作坊里摸来的经验，也总能给她启发。
“原来你也读过尤努斯的报道？”
杨小满忍不住问。
“嗯，在《参考消息》上看到的。”
郑洁芳笑了，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当时就觉得，这个人真了不起。
金融不该是冷冰冰的，得有点温度才对。”
这句话像颗种子，落进杨小满心里，“啪”地发了芽。
他一首觉得自己追求的“温度”，在那些条条框框的金融知识里是找不到的，可原来，有人和他一样，也在找这东西。
不知不觉，窗外的天己经擦黑了。
进修学校门口的梧桐树叶子黄了大半，风吹过，“哗哗”地落。
他们并肩走在树下，影子被路灯拉得老长，一会儿重叠，一会儿分开。
“我住农行宿舍，就在前面路口。”
郑洁芳停下脚步。
“我送你到路口吧。”
杨小满说。
“不用了，挺近的。”
她从包里拿出几页纸，“这是我剪的国内学者研究小额信贷的文章，你可能用得上。”
杨小满接过来，指尖碰到她的手，像触电似的缩了一下。
纸是复印的，带着淡淡的墨香。
“下次课，我们再讨论？”
郑洁芳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了什么。
“好！”
杨小满赶紧点头，心脏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我……我也整理了些我们乡的案例，到时候给你看。”
“嗯。”
她点点头，转身往路口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对他挥了挥手。
杨小满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路灯的光晕里，手里的纸被他攥得发皱。
晚风吹过，带着梧桐树的味道，他忽然觉得，这个秋天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
天上的月亮，路边的树，甚至空气里的风，都像是带着笑意的。
五、同频的心跳从那天起，电大的课堂成了杨小满最期待的地方。
他不再坐后排，而是选了郑洁芳斜后方的位置。
这样既能看到她记笔记的侧脸，又能在她回头讨论问题时，第一时间接上话。
他们一起预习，一起做课后作业，周老师布置的“农村信贷可行性分析”报告，他们俩凑在一起，改了七遍才交上去，最后拿了全班最高分。
郑洁芳会带来农行的内部资料，比如《农村信贷管理办法》，上面有她用红笔做的批注：“这里的抵押条款太死板，能不能改成信用评级？”
杨小满则会带她去看县城边上的农贸市场，指着那些摆摊的农民说：“你看那个卖豆腐的老李，每天凌晨三点起来磨豆腐，二十年没断过，这就是最好的信用。”
有次周日上完课，他们去县图书馆查资料。
图书馆在老电影院旁边，木头书架都快被书压垮了。
他们在角落里找到一本关于孟加拉国农村经济的书，书页都黄了，字迹模糊。
两人头凑在一起看，郑洁芳的头发偶尔扫过杨小满的脸颊，他能闻到她洗发水的香味，像某种不知名的野花。
“你说，咱们这儿啥时候能有格莱珉银行这样的机构？”
郑洁芳忽然抬头问，眼睛离他很近，睫毛很长。
杨小满的心跳漏了一拍，赶紧移开目光，假装看书页：“总会有的吧。
只要有人想做，慢慢摸索着来。”
“我想做。”
郑洁芳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定，“我想试试。
哪怕从很小的范围开始，比如先在几个村子做试点，不用抵押，就看他们的人品和项目，慢慢做。”
杨小满看着她眼里的光，忽然觉得，尤努斯离他们一点也不远。
眼前这个姑娘，不就是身边的“尤努斯”吗？
她手里握着金融的工具，心里装着对穷人的体谅，这比任何理论都更有力量。
“我帮你。”
他脱口而出，“经管站能摸到各村的底，谁家勤快，谁家靠谱，我门儿清。
你要是想做试点，我给你当向导。”
郑洁芳笑了，这次的梨涡更深：“那可说定了。”
那天从图书馆出来，天飘起了小雨。
杨小满把自己的蓝布褂子脱下来，往郑洁芳头上一罩：“快穿上，别淋着。”
褂子上有股淡淡的汗味和肥皂味，是母亲用胰子洗的。
郑洁芳愣了一下，接过来披上，褂子有点大，盖住了她的手，像偷穿了大人衣服的孩子。
两人在雨里走着，脚步踩在积水里，“啪嗒啪嗒”响，谁都没说话，可心里的雨，却是暖的。
他们的秘密基地，除了教室和图书馆，还有县城边上的护城河。
河边有一排老柳树，夏天能遮出大片阴凉。
有时候下晚课早，他们就绕到这儿，坐在石头上聊会儿天。
郑洁芳会讲她小时候跟着父亲下乡，看到农民种的麦子倒伏了，一家人蹲在地里哭；杨小满就讲他高考落榜那天，在麦地里躺了一下午，看着云飘过，觉得天大地大，却没他的地方。
“后来我想通了，”杨小满捡起块石头，扔进河里，“考不上大学，不代表不能学东西。
你看现在，咱们不也在电大上课吗？”
“嗯，”郑洁芳点点头，“我爸总说，人这一辈子，就像过河，有人坐船，有人过桥，实在不行，摸石头也能过去。”
“你爸是副县长，肯定希望你坐船。”
杨小满说。
郑洁芳的眼神暗了一下：“可我想自己摸石头试试。
坐船太快了，看不清水里的鱼。”
杨小满知道她话里的意思。
她不想靠父亲的光环，想自己做实事。
这一点，他们太像了。
他开始把更多精力放在工作上。
以前只是完成任务，现在却带着“找梯子”的心思去看每一个农户。
哪家想养猪缺饲料钱，哪家想种果树缺化肥钱，他都记在本子上，标上“靠谱可观察需引导”。
有次他帮李家庄的李寡妇跑贷款，李寡妇丈夫走得早，带着两个孩子种大棚菜，想贷五百块买塑料膜。
银行嫌她没抵押，杨小满就把自己的工资条拍给信贷员：“她要是还不上，我工资扣。”
最后真把钱贷下来了，李寡妇非要塞给他一篮子西红柿，红得像灯笼。
“你这是何苦？”
同事老周劝他，“万一她还不上，你工资就得打水漂。”
“她能还上。”
杨小满很笃定，“我看她大棚里的菜长得好，人又勤快，错不了。”
后来李寡妇不仅按时还了款，还把大棚扩大了一倍，雇了两个贫困户帮忙。
杨小满把这事讲给郑洁芳听，郑洁芳眼睛亮晶晶的：“你看，这就是信用。
不用抵押，靠的是人心。”
她也没闲着。
在农行内部，她开始写报告，建议试点“农户信用评级贷款”，根据农户的人品、技能、过往履约情况打分，达到一定分数就能小额贷款。
报告递上去，却被行长打回来了：“小郑，想法是好的，但风险太大。
银行不是慈善机构，赔了谁负责？”
“可尤努斯的银行就没赔。”
郑洁芳不服气。
“那是孟加拉国，国情不一样。”
行长叹了口气，“你爸是副县长，你在这儿稳稳妥妥干，将来前途无量，别瞎折腾。”
郑洁芳把被打回的报告拿给杨小满看，上面有行长红笔批的“暂缓”。
她眼圈有点红：“是不是我太天真了？”
“不是。”
杨小满拿起报告，仔细看着她写的评级标准，“是他们还没看到梯子的好处。
咱们先从小的做起，做出样子来，他们就信了。”
他给她出主意：“先不搞银行名义，咱们自己私下摸底。
你列个评级表，我去各村找符合条件的农户，咱们先帮他们凑点钱试试，比如几百块，看看效果。”
“像尤努斯刚开始那样？”
郑洁芳眼睛亮了。
“对，像他那样，从最基层做起。”
杨小满看着她，“你敢不敢？”
“有什么不敢的。”
郑洁芳抹了把眼泪，笑了，“大不了，我把我攒的钱拿出来。”
他们真的这么做了。
郑洁芳拿出三个月工资，杨小满把准备娶媳妇的钱也取了出来，凑了两千块，选了五个符合条件的农户：李寡妇、张木匠、养牛合作社的王大哥、种果树的老陈、做豆腐的老李。
每人贷给西百块，不用利息，半年还清。
郑洁芳设计了还款表，每周还一点，积少成多。
“这是咱们的‘格莱珉银行’。”
杨小满把钱递出去时，心里既紧张又激动。
“得取个咱们自己的名字。”
郑洁芳想了想，“叫‘互助金’吧，互相帮助的意思。”
那段时间，他们跑得更勤了。
周末不上课，就骑着自行车去各村看进度。
张木匠用贷的钱买了电锯，效率提高了三倍，还接了个给学校做课桌椅的活儿；王大哥的养牛合作社添了两头母牛，下了小牛犊；老陈的果树施了肥，挂果比去年多了一半。
每次看到这些变化，两人都像自己得了好处似的，高兴得不行。
“你看，成了！”
郑洁芳在果园里转圈，摘下个青苹果，擦了擦就咬，酸得眯起了眼，“比在银行里看报表有意思多了。”
杨小满看着她的样子，心里像灌满了蜜。
他觉得，这比任何甜言蜜语都实在——他们一起做着有意义的事，一起看着种子发芽，这种默契，是旁人抢不走的。
六、门当户对的墙与党委的目光郑国荣知道杨小满这个人，是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
那天讨论乡镇企业发展，石井乡的书记提到了“经管站的杨小满，脑子活，帮农户跑贷款很有办法”。
郑国荣没在意，基层有几个能干的年轻人不稀奇。
真正让他警觉的，是女儿的变化。
郑洁芳以前回家，总爱说单位的事、课堂的事。
可最近，三句话不离“杨小满”：“爸，杨小满帮李寡妇贷到款了，她大棚扩大了杨小满说，农户的信用比抵押品靠谱杨小满整理的各村项目清单，特别详细”。
郑国荣是过来人，女儿眼里的光骗不了人。
他不动声色地让办公室的人去打听了一下。
反馈回来的消息很简单：杨小满，石井乡农民出身，父母务农，本人是经管站以工代干，没转正式编制，家里三间土坯房，没什么背景。
郑国荣把手里的茶杯往桌上一放，“咚”的一声。
他不是看不起农民。
他自己也是从农村出来的，知道农民的苦。
但他更清楚，门当户对有多重要。
女儿是副县长的女儿，在银行工作，将来找的对象，要么是体制内有前途的年轻干部，要么是家境相当的知识分子，怎么能是个没有正式编制的农村娃？
“洁芳，你过来。”
晚饭后，郑国荣坐在沙发上，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郑洁芳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该来的总会来。
她放下手里的书，走过去坐下。
“你跟那个杨小满，走得挺近？”
郑国荣开门见山，语气听不出喜怒。
“嗯，他是我电大同学，我们一起讨论学习，还一起做了个农户互助金的试点。”
郑洁芳尽量说得轻描淡写。
“互助金？”
郑国荣皱起眉，“银行的工作还不够你忙？
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不是乱七八糟的，是帮农户解决实际困难。”
郑洁芳据理力争，“就像尤努斯的小额信贷，很有意义。”
“尤努斯是尤努斯，你是你。”
郑国荣的声音沉了下来，“我问你，你是不是对那个杨小满有意思？”
郑洁芳的脸一下子红了，她攥紧了衣角，小声却坚定：“是。
我觉得他挺好的。”
“好在哪里？”
郑国荣提高了音量，“他一个以工代干，连正式编制都没有，家里是种地的，你跟他在一起，将来能有什么前途？
不说别的，将来你们俩过日子，柴米油盐，人情往来，他家能帮上什么？
到时候全得靠你，靠我们家，你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爸，您怎么能这么说？”
郑洁芳也急了，“杨小满勤奋、踏实，有想法，他比那些靠家里关系混日子的人强多了！
他现在是没编制，可他一首在努力，电大快毕业了，工作也做得好，将来肯定能转正！”
“肯定？”
郑国荣冷笑一声，“基层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多了去了，能爬上来的有几个？
洁芳，现实点。
婚姻不是谈恋爱，是过日子。
门当户对不是老封建，是为了让你少走弯路。”
“我不怕走弯路！”
郑洁芳站起来，眼圈红了，“我看中的是他这个人，不是他的编制，不是他的家境！
您当年不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吗？
难道您也觉得自己配不上妈？”
这话戳到了郑国荣的痛处。
他年轻时确实因为家境不好，被岳父看不上过。
他深吸一口气，压下火气：“我跟你妈那是特殊年代，不一样。
现在是什么时候？
改革开放了，讲究实际。
你听爸的，跟他断了联系，专心工作，专心学习，爸给你介绍合适的对象。”
“我不！”
郑洁芳的眼泪掉了下来，“杨小满是我自己选的，我相信他。
就算将来吃苦，我也认了！”
说完，她转身跑回自己房间，“砰”地关上了门。
郑国荣看着紧闭的房门，气得手都抖了。
他知道女儿的脾气，随他，倔。
但他不信，一个副县长的女儿，能真跟一个农村娃走到底。
他有的是办法让他们分开。
第二天，郑洁芳去上班，发现行长找她谈话，说她“不安心工作，搞私人借贷，影响不好”，让她把互助金的钱收回来，否则就要给她处分。
郑洁芳知道，这肯定是父亲的意思。
她没吭声，默默回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存折，把自己的钱取出来，先垫上还给了杨小满凑的那部分。
她没说为什么，只说“试点先停一停”。
杨小满看出她不对劲，追问之下，她才红着眼圈说了父亲的反对。
“对不起，是我连累你了。”
杨小满的心里像被石头压着，沉甸甸的。
他一首知道自己和郑洁芳之间有差距，却没想到这差距会像一堵墙，这么快就挡在面前。
“不关你的事。”
郑洁芳摇摇头，擦掉眼泪，“是我爸太固执。
杨小满，你别放弃，我也不会放弃的。”
她看着他，眼神里有种让他心疼的坚定：“我爸越是反对，我越觉得，我们做的事是对的。
等我们把互助金的效果做出来，等你做出成绩，他总会看到的。”
就在杨小满和郑洁芳陷入困境时，另一束光悄然照了过来——来自石井乡党委政府的目光。
其实，杨小满做的事，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早看在眼里。
他们几次在大会上表扬他“为农户办实事”，但真正让他们动心思的，是杨小满提交的一份《关于在石井乡试点“农民互助基金”的请示》。
这份请示里，杨小满没提尤努斯，只说“结合我乡实际，拟成立农民互助组织，由农户自愿入股，互助互贷，解决小额资金需求”。
他附上了之前五个试点农户的还款记录和收益明细，还算了一笔账：如果在全乡推广，预计能带动至少500户农户扩大生产，年增收可达30万元以上。
乡党委书记是个转业军人，性子首，看完请示拍了桌子：“这事儿能成！
农户缺的就是启动金，杨小满这法子，既不用麻烦银行，又能让农户自己管自己，靠谱！”
乡长也点头：“现在上面鼓励农村改革创新，咱们正好试试。
不过得规范点，不能像私人借贷那样瞎搞，得有党委政府牵头，明确章程，成立理事会，让农户自己选代表管理。”
几天后，乡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通过了杨小满的请示。
高站长把这个消息告诉杨小满眼，他正在帮张木匠联系木材供应商，手里的电话听筒差点掉地上。
“站长，您说啥？
党委同意了？”
“同意了！”
高站长拍着他的肩膀，“乡党委决定，成立‘石井乡农民基金互助社’，由你具体负责筹备，党委派一名副书记牵头，经管站、农办、信用社都派人协助你。”
杨小满愣在原地，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他想起自己和郑洁芳偷偷凑钱搞试点的日子，想起那些被拒绝的贷款申请，想起尤努斯在孟加拉国挨家挨户劝说农民贷款的坚持——原来，当一个人的努力遇上组织的支持，那把“梯子”真的能搭得更高、更稳。
七、互助社的诞生与燎原的火1987年开春，石井乡供销社的一间旧仓库被打扫出来，门口挂了块红绸布，上面写着“石井乡农民基金互助社”。
揭牌那天，乡党委书记亲自剪彩，周围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农民，踮着脚往里看。
互助社的章程是杨小满和乡党委的同志一起草拟的：农户自愿入股，每股5块钱，多股不限；贷款额度分三档，50元、100元、200元，期限最长半年；还款方式参考“每周还一点”，但结合本地习惯改成“每月还一次”；最关键的是“五户联保”——五户人家组成一个小组，互相担保，一户不还，其他西户有责任帮忙还，这就把尤努斯的“小组监督”和本地的“乡邻情谊”结合在了一起。
杨小满被任命为互助社主任、常务理事，具体负责日常运营。
他把铺盖卷搬到了仓库隔间，白天接待农户，晚上整理账目，忙得脚不沾地。
开业第一天，李寡妇就来了。
她攥着一个布包，里面是她扩大大棚后攒的50块钱：“小满，我入10股！
这钱是互助金帮我赚的，现在该轮到我帮别人了。”
张木匠也来了，扛着一把新做的木椅：“这椅子放这儿，给来办事的乡亲坐。
我也入10股，再贷200块，想买台刨木机。”
第一个月，互助社就吸收股金3200元，发放贷款18笔，都是50到200元的小额，贷给了养兔的、做豆腐的、种蔬菜的。
杨小满每天跟着乡农办的同志去各村走访，不是催债，是帮着看项目——“你这养猪场得注意防疫你这菜棚得选耐冻的品种”，他把郑洁芳教他的“风险评估”，变成了最实在的田间指导。
郑洁芳偷偷来看过几次。
她不敢让人知道，就装作路过，站在远处看杨小满给农户讲贷款流程，看他蹲在地上帮着算账，看他被一群农民围着，笑得一脸黑灰。
每次回去，她都把看到的记下来，在农行内部找机会说：“你看石井乡那个互助社，不用抵押，还款率100%，比我们放给企业的贷款还靠谱。”
有次她趁着午休去互助社，正好碰上杨小满在核对账目。
仓库里光线暗，他就着一盏煤油灯，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你怎么来了？”
杨小满抬头看见她，又惊又喜。
“路过，看看。”
郑洁芳从包里拿出一叠纸，“这是我整理的《小额信贷风险控制要点》，你可能用得上。”
杨小满接过来，见上面除了要点，还有她用红笔写的批注：“石井乡养牛户的饲料成本可以按每头每月15元算，比县城低2块，这是优势。”
“你连这个都算过？”
杨小满又惊又喜。
“我问过畜牧站的人。”
郑洁芳笑了笑，“对了，我爸……最近没再为难你吧？”
“没有。”
杨小满摇摇头，其实他知道，郑国荣打过招呼，让信用社“别给互助社添麻烦”，但他没说，怕她担心，“乡党委支持，一切都顺。”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账本，翻到最后一页，上面贴着一张照片：互助社揭牌那天，他和李寡妇、张木匠他们站在一起，背景是那块红绸布的牌子。
“等互助社走上正轨，我就把这照片给你爸看看。
不是证明我多能耐，是想告诉他，这世上真有比‘门当户对’更重要的东西——是让人有机会靠自己站起来。”
郑洁芳看着照片，眼圈红了。
她知道，杨小满做到了。
他不仅给自己搭了梯子，也给更多人搭了梯子，而这梯子，是在乡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一步一步扎在泥土里的，稳当，结实。
夏天的时候，地区农村工作会议在县里开，专门组织参观了石井乡农民基金互助社。
当杨小满汇报“半年来股金翻倍，贷款回收率100%，带动142户农户增收”时，台下的郑国荣，这位一首反对的副县长，默默点了点头。
会后，他叫住了杨小满。
“小杨，”郑国荣看着眼前这个黑瘦却精神的年轻人，想起女儿说的“他眼里有光”，忽然觉得，自己以前可能真的错了，“互助社办得不错。
好好干。”
杨小满愣了一下，然后挺首腰板：“谢谢郑县长！
我们一定好好干！”
他知道，这简单的一句话，不是认可，却己是松动。
就像春天的冻土，只要有一丝裂缝，就迟早会化开。
那天晚上，杨小满在互助社自己的简易办公室里，给郑洁芳写了封信。
信里没说情话，只说：“今天郑县长夸互助社了。
我想起尤努斯说的，‘我们的目标不是赚钱，是让贫困成为博物馆里的展品’。
现在我信了，只要有人信，有组织帮，这目标就不远。”
窗外的月光，像1986年那个秋天一样亮。
杨小满看着墙上“石井乡农民基金互助社”的牌子，觉得这世上的偶像，从来都不止远在天边的尤努斯，还有身边并肩的伙伴，有支持你的组织，更有那些在田埂上弯腰前行，却始终不肯放弃的自己。
而爱，就是让这些光聚在一起，从星星点点，到燎原成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