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风波像块巨石压在厂门口，合作方撤走时，连带着技术员和老工人也走了大半，只剩下父亲和两个跟着他干了半辈子的老伙计。
起初那几年，父亲几乎住在厂里。
白天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旧摩托跑业务，磨破了嘴皮，对方也只是摆摆手：“钱老板，不是信不过你手艺，是你家那摊子事……谁不怕沾一身麻烦？”
晚上他就守在车间，机器坏了自己修，零件不够了就骑着摩托跑遍全城的废品站，有时蹲在地上捡零件，一捡就是半夜，露水打湿了裤脚也浑然不觉。
家里的日子更是紧巴。
爷爷的药停了大半，奶奶买菜总等傍晚菜市场收摊，捡些别人不要的菜叶。
朵朵记得有年冬天，父亲跑业务淋了雨，发着高烧还硬撑着去送货，回来时冻得嘴唇发紫，倒在沙发上就起不来，手里还攥着那张皱巴巴的五十块运费，那是家里半个月的菜钱。
最难的时候，车间的铁门被债主焊死过。
父亲就搬了张梯子，从后墙的小窗户钻进钻出，硬是靠接些修修补补的零活，一点点把债还上。
有次朵朵半夜醒来，听见奶奶在堂屋吵架，奶奶的声音带着哭腔：“要不咱把厂子卖了吧，日子总得过啊！”
父亲没说话，只听见火柴划着的声音，接着是重重的叹息，那叹息里，藏着比车间噪音更重的疲惫。
转机是去年秋天来的。
一个老客户的儿子接手了生意，听说了父亲的难处，也看过他的手艺，愣是顶着压力签了个长期合同。
订单下来那天，父亲在车间里转了三圈，把那台老机床擦得锃亮，眼里的光比机床的指示灯还亮。
他给爷爷买了新的降压药，给奶奶扯了块红布做棉袄，还偷偷塞给朵朵一百块钱：“去买本你念叨了好久的习题册。”
厂里的灯亮得越来越勤，两个老伙计的笑声也多了起来。
父亲甚至开始盘算着，开春就把车间的地面重新硬化，再添台新机器。
可就在日子刚有起色的时候，李梅像块脏泥，又糊到了厂门口。
她是踩着厂里最忙的那天来的。
当时车间里正赶工，父亲和工人忙得满头大汗，李梅突然叉着腰堵在厂门口，嗓门大得能掀翻屋顶：“钱建军！
你个没良心的！
赚了钱就不管我们娘俩死活了？”
她往地上一坐，开始撒泼打滚，把当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翻出来骂，路过的人围了一圈又一圈，对着厂里指指点点。
父亲手里的扳手“哐当”掉在地上，脸涨得通红，拉着她往边上走：“有话回家说，别在这儿闹！”
李梅却甩开他的手，抓起地上的石子就往车间扔：“回家？
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
我儿子要交学费，你一分钱不给，倒有钱给你爹妈买这买那！”
那天的订单差点黄了。
客户派来的监工皱着眉走了，临走前丢下句：“钱老板，这环境……我们得再考虑考虑。”
父亲看着散去的人群，又看看满地狼藉，突然蹲在地上，双手***头发里，肩膀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之后李梅来得更勤了。
有时堵在门口骂，有时冲进办公室翻抽屉，甚至有次趁父亲不在，把车间刚做好的零件扔了一地。
老客户那边果然打来了电话，语气犹豫：“钱老板，最近厂里总不安生，要不……这单先停停？”
父亲挂了电话，在空荡荡的车间里站了很久。
阳光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像他这些年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希望，被李梅的吵闹声，一点点踩碎了。
争吵像场积蓄了太久的暴雨，砸得堂屋的空气都发颤。
李梅把父亲刚签下的订单合同揉成纸团，劈头盖脸砸过来：“还签单？
你打算骗到什么时候！
小宝的学费你拖着不给，倒有闲钱填你那破厂子的窟窿！”
父亲的脸涨成猪肝色，指节因为攥得太紧泛白：“那是厂里的救命钱！
你闹够了没有？”
“我没闹够！”
李梅扑上来撕扯他的衣领，声音尖利得像玻璃划墙，“钱建军我告诉你，今天你不把钱拿出来，我就把你这厂子的门给拆了！
让你这辈子都别想翻身！”
奶奶在一旁哭着拉劝，被李梅一把推开，踉跄着撞在墙角的矮柜上。
父亲眼里瞬间燃起红血丝，猛地推开李梅，她踉跄着摔坐在地，立刻开始拍着大腿嚎哭，咒骂声像脏水一样泼向父亲的背影。
“我真是受够你了！”
父亲吼出这句话，声音都劈了叉。
他转身扯开门锁，“哐当”一声巨响，木门撞到墙上又弹回来，带起的风掀动了桌上的相框。
他没回头，大步跨出门槛，皮鞋踩在院子的石板路上，发出沉重而决绝的声响，首到消失在巷口。
谁也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
起初以为他只是赌气出去躲几天，厂里的老伙计还念叨：“老板脾气倔，过两天气消了就回来了。”
可三天过去，电话打不通，常去的朋友家也说没见人，奶奶开始整夜整夜地抹泪，爷爷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敲得石阶邦邦响。
第五天下午，派出所来了电话。
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像块冰锥扎进心里——在城郊的稻田边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身份信息指向父亲。
去认人的时候，天阴沉沉的。
警车开在坑洼的土路上，两旁是刚抽出绿苗的稻田，嫩得能掐出水的秧苗顺着田埂铺展开，却在靠近路边的地方，被碾压出一道狰狞的泥痕。
父亲的车歪在田埂下，车头撞瘪了，挡风玻璃碎成蛛网，旁边的泥水里，还泡着半瓶没喝完的二锅头。
警察说，法医鉴定是酒驾，车在拐弯时失控，冲出路面翻进了稻田。
“发现的时候，人己经没了……估计是夜里出的事，那地方偏，早上才被下地的老农看见。”
稻田里的新苗沾着泥水，被车轮碾过的地方，绿莹莹的叶片蔫头耷脑地趴在泥里，像被掐断了的希望。
父亲就那样躺在离车不远的田埂上，脸上还带着没散尽的怒容，手里紧紧攥着半截被揉皱的烟盒，那是他平时舍不得抽的牌子，大概是打算等厂里缓过来，好好抽一根的。
风从稻田里吹过，带着新翻泥土的腥气，呜呜地像在哭。
奶奶当场就晕了过去，爷爷扶着田埂的柳树，背佝偻得像张弓，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却一滴泪也没掉。
后来才知道，那天父亲从家里冲出去，先去了趟酒厂，买了瓶最便宜的二锅头，坐在路边喝了大半。
或许是李梅的咒骂还在耳边响，或许是厂子的难处压得他喘不过气，他发动汽车的时候，眼里的光己经灭了，只剩下一片混沌的红。
那片刚抽苗的稻田，后来被老农重新翻种过，可每次路过那里，总觉得那片格外青翠的稻子底下，埋着父亲没说完的话，和一个家彻底散了的声音。
父亲的丧事办得简单。
灵堂就设在厂门口那间废弃的值班室里，黑白照片里的他眉头还是微微皱着，像总在琢磨厂里的难处。
李梅只在出殡那天露了个面，站在人群外围，眼神在帮忙的亲戚间溜来溜去，见没人提赔偿的事，也没人主动给她塞钱，脸上的不耐烦越来越重。
送葬队伍刚回到家，她就把小宝往奶奶怀里一推，说要去买瓶水，结果拎着自己那个花布包，顺着巷口的小路头也不回地走了。
爷爷拄着拐杖想追，被奶奶拉住了，她抹着泪说：“让她走吧，强留着也是祸根。”
小宝当时攥着个掉了漆的玩具车，愣了愣，没哭也没闹，只是抬头问奶奶：“妈妈还回来吗？”
奶奶把他搂进怀里，没说话，只是拍着他的背，拍了很久。
处理完丧事，我看着小宝整天跟着爷爷蹲在院子里发呆，突然想起他到了上学的年纪。
找李梅是找不到了，我翻出父亲生前留着的户口本，又跑了几趟派出所和学校，总算把入学手续办齐了。
开学那天，我给小宝换上新买的蓝布校服，领口有点大，他总下意识地扯。
走到校门口，他突然拉住我的衣角，仰着小脸问：“姐姐，老师会骂我吗？”
我蹲下来帮他理了理衣领，说：“不会的，小宝很乖，老师会喜欢你的。”
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背着那个印着卡通图案的小书包，一步三回头地走进了校门。
没想到他适应得很快。
每天放学回来，都会举着用铅笔写的歪歪扭扭的字给我看：“姐姐你看，老师给我画了小红花。”
声音软软糯糯的，像含着颗糖。
有次我在厨房洗碗，他踮着脚跑进来，小手背在身后，神秘兮兮地掏出颗皱巴巴的奶糖：“同学给我的，姐姐吃。”
糖纸都被他攥软了，我剥开来塞进他嘴里，他含着糖，眼睛弯成了月牙。
傍晚的院子里，常常能看见我们俩的影子。
他拿着粉笔在地上画小汽车，我坐在旁边看他画，他会突然指着画说：“这个是爸爸开的车，这个是姐姐。”
风从敞开的厂门吹进来，带着远处稻田的清香，那些被李梅搅得鸡飞狗跳的日子，好像就在这软糯的童声里，一点点沉淀成了安静的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