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的雨。

砸在脸上，像细碎的针。

看守所灰白的高墙，沉默地矗立在铅灰色的天幕下，透着一股绝望的厚重。空气又湿又冷，吸进肺里，带着铁锈和霉菌混合的、令人作呕的味道。

我站在沉重的铁门外。

身上是五年前进来时那套早已洗得发白、不合时宜的薄衫。单薄得抵不住初冬的寒意。手里拎着一个半旧的帆布袋，轻飘飘的，装着我全部的家当——几件同样陈旧的换洗衣物。

五年。

一千八百多个日夜。

像一场漫长而黑暗的噩梦，终于到了尽头。却又像一脚踏入了更深的、未知的虚无。

身后，沉重的铁门发出“哐当”一声闷响，缓缓闭合。彻底隔绝了里面那个充斥着号角、训斥、汗臭和绝望的世界。

也彻底斩断了我作为“编号5472”的过去。

自由了。

这个词在舌尖滚过，却尝不出一丝甜味，只有无尽的苦涩和茫然。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心口，坠得人喘不过气。

我下意识地抬起左手，想去拢一拢被寒风吹乱的头发。

指尖触碰到脸颊。

一道扭曲的、蜈蚣似的疤痕，从左边额角蜿蜒而下，斜斜地划过颧骨，终止在靠近耳垂的地方。凸起的皮肉，即使在冰冷的空气里，也带着一种异样的、麻木的钝感。

指腹下的触感，粗糙，狰狞。

这是入狱第二年，在缝纫车间，被一个疯狂的女犯用磨尖的塑料尺划的。原因？呵，不过是她看管事的狱警对我多说了半句话。

血当时流了很多，糊了半边脸。

疼吗？

早就忘了。

只记得那冰冷的塑料尺划过皮肉的瞬间，心里反而有种诡异的平静。仿佛这外在的伤，能稍微抵消一点内里早已腐烂溃败的疼。

帆布袋的带子深深勒进掌心。我收回手，垂下眼睑，长长的睫毛遮住了眼底那片死水般的沉寂。迈开脚步，踩在湿漉漉、积着污水的水泥地上。

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虚浮，不真实。

该去哪？

不知道。

世界那么大，却早已没有一处地方，能容得下一个叫“苏晚”的刑满释放人员。

苏晚。

这个名字，连同它所承载的过往——那些关于顾承烬的爱恋、痴迷、飞蛾扑火般的愚蠢，以及最后那场灭顶的背叛和构陷——都被我亲手埋葬在了高墙之内。

活下来的，只是一具空壳。一个代号。

寒风卷着冰凉的雨丝，刀子似的刮过脸颊，钻进单薄的衣领。我缩了缩脖子，把帆布袋抱得更紧了些，试图汲取一点微不足道的暖意。

漫无目的地走着。

穿过破败的城中村，走过车水马龙却无人停留的繁华街道。城市的喧嚣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模糊而遥远。那些光鲜亮丽的行人，那些流光溢彩的橱窗，都与我格格不入。

一个巨大的、闪烁着霓虹的广告牌闯入视野。

上面是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君合律师事务所。旁边还有一行小字：精英汇聚，捍卫公正。

公正？

这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得我眼球生疼，心口猛地一抽。

我几乎是立刻别开了视线，脚步加快，只想逃离这刺眼的讽刺。

就在这时，律所侧面的员工通道小门被推开。一个穿着保洁制服、头发花白的大妈推着清洁车出来，嘴里抱怨着：“这鬼天气！老王头又请假，这么大一层楼，累死个人……”

她的目光扫过门口踟蹰的我，在我脸上那道疤上停顿了一瞬，又落在我洗得发白的衣服和廉价的帆布袋上，浑浊的眼睛里没什么特别的情绪，只有生活重压下惯有的麻木和疲惫。

“喂，”她开口，声音沙哑，“找活儿干不？”

我脚步顿住，茫然地看向她。

“所里缺个保洁，晚班。”她指了指清洁车，“就打扫卫生，倒垃圾。晚上六点到十二点，钱不多，但现结。”

她上下打量着我，带着一种市井的直白：“看你这样儿，也没地方去吧？干不干？”

没有地方去。

现结。

这几个字，像黑暗里透出的一丝微光。微弱，却足以抓住。

我喉咙有些发紧，干涩地挤出两个字：“……能干。”

大妈点点头，没什么废话：“身份证带没？跟我去后勤部登个记。叫啥？”

“……苏晚。”

名字出口的瞬间，心脏还是不受控制地痉挛了一下。带着铁锈味的钝痛。

“哦。”大妈应了一声，推着车往里走，“叫我刘婶就行。跟我来。”

就这样，我成了君合律师事务所最底层、最不起眼的夜班保洁。

没有合同，没有社保。只有一个临时工牌，和一个需要指纹打卡的简陋考勤机。

工作内容简单，也沉重。

拖地，擦桌，清理每一个隔间垃圾桶里堆积如山的咖啡杯、废纸团、快餐盒。清洗洗手间里永远散发着消毒水和某种微妙气味混合的便池、洗手台。处理掉茶水间里隔夜发馊的水果和塞满的垃圾桶。

偌大的办公区，白天是精英们西装革履、唇枪舌剑的战场。夜晚，只剩下冰冷的白炽灯光，机器运转的低鸣，和我独自一人推着清洁车、重复着机械劳动的身影。

空旷，寂静。

只有拖把摩擦地面的沙沙声，抹布拧水时的哗啦声，以及垃圾桶轮子滚过光洁地砖的轱辘声。

我很沉默。

几乎不说话。

刘婶偶尔值白班碰见，会跟我絮叨几句所里的八卦，谁和谁争案子吵翻了天，哪个合伙人又接了大单子。我只是听着，偶尔点点头。

同事们，那些光鲜的律师和助理们，白天匆匆而过，晚上几乎不会滞留。他们很少会注意到角落里这个穿着蓝色保洁服、永远低着头、脸上带着疤的沉默女人。

有时，会有人把没喝完的咖啡或者没动过的点心留在桌上，旁边贴一张便利贴：“阿姨，辛苦了，这个给你吧。”字迹娟秀或潦草。

我会默默收走点心，把咖啡倒掉，洗干净杯子。

“谢谢”两个字，卡在喉咙里，终究没有说出口。

这样很好。

像一粒尘埃，隐没在光鲜亮丽的背面。无人注意，也无人打扰。

我用这微薄的、沾着消毒水味的薪水，在离律所几条街外最老旧的筒子楼里，租下了一个小小的隔间。没有窗户，只有一张床，一个掉漆的柜子。墙壁斑驳，隔壁的咳嗽声、孩子的哭闹声清晰可闻。

但至少，是个可以蜷缩起来的地方。

可以暂时安放这具疲惫不堪的躯壳。

日子像生了锈的齿轮，缓慢而沉重地向前挪动。在消毒水的气味和垃圾桶的污秽中，一天天重复。

我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在尘埃里寂静无声地滑向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