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我才明白， 那场始于居委会办公室的冲突， 不过是我们全家十年厄运的渺小序曲，
城里人轻蔑的一瞥和随口的羞辱， 竟能如病毒般变异繁殖，
将魔爪伸向每个亲戚的前程与尊严。---一九九七年的夏天，麦子黄得晃眼。
热浪在地平线上颤动，把华北平原上我们这个小小的村落，蒸腾得像是扣在巨大蒸笼里。
村口那棵老槐树的叶子都耷拉着，知了的叫声撕扯着凝固的空气，一声接一声，没个消停。
我，张卫东，就蹲在老槐树底下那道干涸的土沟沿上，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脚下龟裂的泥巴。
十七岁的年纪，骨头缝里都往外冒着用不完的力气，却也裹着一层对这个庞大世界模糊的怯。
再过两天，我就要跟着堂叔去省城石家庄了。心里头像是揣了只野兔子，砰砰乱跳，
说不清是盼还是怕。“卫东！卫东！死哪儿去了？”母亲的声音从院里传来，
带着惯有的焦灼，“还不快回来试试衣裳！磨磨蹭蹭的！”我拍拍屁股上的土，蹿回院子。
母亲正抖开一件崭新的、带着折痕和浓重化工染料味道的蓝涤卡中山装，硬邦邦的，
肩膀那里支棱着。“快，穿上叫你爸瞧瞧！”母亲眼里放着光，好像这衣裳一上身，
她儿子就已经成了吃商品粮的城里人。父亲张建国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
眉头拧着个小疙瘩，烟雾缭绕里也看不清神色。他猛吸了两口，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
哑着嗓子说：“去了城里，不比家里。眼要亮，手要勤，嘴要甜。别惹事，别跟人顶嘴，
城里人……金贵。”我胡乱点着头，胳膊伸进那硬邦邦的袖筒里。衣服大了一号，空落落的，
风一吹直往里头灌。“大了好，大了好，”母亲忙活着给我扣扣子，“你还在长身子呢！
明年穿就正好了。”妹妹小兰倚在门框边，哧哧地笑：“哥，你真像个唱戏的。
”两天后的凌晨，天还墨黑着，村口的土路上就响起了拖拉机的突突声。
堂叔张建设那张被风吹日晒弄得黑红的脸膛，在车头灯的光晕里显现出来。他话不多，
一挥手：“上车！”母亲追出来，把一卷温热的、带着油渍的毛票塞进我中山装的口袋里，
最深那个。“饿了买吃的……听话，啊！”她的声音有点哽。父亲最后拍了拍我的背，
力道很大，没说话。拖拉机怒吼着，颠簸着，驶离了沉睡的村庄，
驶向那片我只在课本上和为数不多的黑白电视里看到过的、代表着“外面”的世界。
麦田、村落、熟悉的上坡下坎，迅速被甩在后面，缩小，模糊。我心里那点离愁别绪，
很快就被一种混杂着恐慌和兴奋的巨大陌生感吞没了。省城。楼真高啊，像是要戳到天上去。
街上的人真多，穿着各色各样的衣服，脚步匆匆，表情淡漠，没人多看我们一眼。
汽车喇叭声、自行车铃声、小贩的叫卖声混成一片巨大的噪音，灌进耳朵里，吵得人脑仁疼。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儿，
像是汽油、灰尘、还有某种说不清的甜腻食物气味混合在一起。
堂叔把我领到城郊结合部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工头是个腆着肚子的中年男人，叼着烟，
眯着眼上下扫了我一遍，尤其在我那身不合身的中山装上停留了一会儿，嘴角似乎撇了一下。
“多大？能干甚？”“十……十七了。啥都能干，有力气！”我挺了挺瘦削的胸脯。
工头从鼻子里哼出一声，“跟着搬砖头、和水泥去。一天八块，管住不管吃。
偷奸耍滑就滚蛋！”工棚是简易的油毡棚，低矮，潮湿，挤满了双层铁架床。
汗味、脚臭味、劣质烟草味闷在里面，发酵出一种令人头晕的气体。几十个和我年纪相仿，
或者更大些的农村青年，像沙丁鱼一样塞在这里。晚上，鼾声、磨牙声、梦话声此起彼伏。
我躺在硌人的硬板床上，盯着头顶那蛛网密结、不停掉灰的棚顶，久久睡不着。
我想家里的土炕，想院子里那棵枣树，想母亲做的疙瘩汤。城里一点都不好。但我得留下。
我得挣钱。活儿比想象中更累。搬砖，一趟又一趟，红色的砖粉混着汗水，
把新中山装染得一道一道，很快它就变得和工棚里其他人的衣服没什么两样，脏污，破旧。
肩膀火辣辣地疼，第二天肿起老高，手掌磨出了水泡，又变成血泡，最后结成厚厚的茧。
吃饭是蹲在工地上，捧着铝饭盒，大口吞咽着不见油腥的熬白菜和硬邦邦的馒头。
工头那双眼睛总在逡巡，骂骂咧咧，催促着“快点！没吃饱啊！
”唯一让我感到有点不一样的，是发工资那天。捏着那几张汗涔涔的票子，
我心里胀满了某种东西。我跑到邮局，极其郑重地填了一张汇款单，把大部分钱寄回了家。
想象着父母收到它时的表情，身上的疼好像都轻了些。冲突发生在一个周末的下午。
工头让我去附近的居委会送一份材料，好像是关于工地用工备案什么的。他写了地址，
不耐烦地挥挥手：“快去快回！”我找到那条街，找到了那个挂着白底黑字牌子的居委会。
办公室门开着，里面坐着两个女人。一个年纪大些，约莫五十多岁，烫着满头细密的小卷，
穿着件碎花的确良衬衫。另一个年轻些，正在织一件毛衣。我站在门口，有些局促，
吸了口气才敢敲门框。“同……同志，俺是前面工地的，来送材料。”年轻女人抬起头，
扫了我一眼，没说话，又低下头去织毛衣。年长的那个，慢悠悠地端起桌上的茶杯，
吹了吹浮沫，呷了一口，这才撩起眼皮看我：“什么材料？放那儿吧。
”她指了指门口的一张椅子。我赶紧走过去，把那张折得有些皱巴的纸放在椅子上。
椅子面上有点灰，我下意识地用袖子拂了一下。就这个动作，不知怎么惹到了那年长的女人。
她放下茶杯，声音尖利起来：“哎哎哎！你干嘛呢？那椅子早上刚擦的！
你那袖子比抹布还脏，乱蹭什么！”我的脸腾地一下就烧了起来，血往头上涌。
那身脏兮兮的、曾经被寄予无限希望的蓝涤卡中山装，此刻像是一层耻辱的皮，紧紧裹着我。
“俺……俺没蹭，就有点灰，俺给……”“哟，还顶嘴？”女人站了起来，双手叉腰，
上下打量我，那眼神像刀子，刮得人生疼，“农村来的吧？一点规矩都不懂！
进门不知道喊报告？东西随便乱放？还嫌我们这儿脏？看看你自个儿那一身泥！
别把你们工地的虱子跳蚤带进来！”年轻女人发出了一声短促的轻笑，继续织她的毛衣。
羞辱感像沸腾的水，顶着我的天灵盖。十七岁少年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在这一刻被碾得粉碎。
我脖子一梗，声音不受控制地大了起来：“俺咋没规矩了？俺来送东西，咋就带虱子了？
你咋骂人哩！”“骂你怎么了？就说你们这些盲流，没素质！脏！臭！还不让说了？
”女人更来劲了，手指头差点戳到我鼻子上，“赶紧拿着你的破纸滚出去！
不然我叫联防队把你抓起来！”“你叫！你叫！”我气血上涌，完全失去了理智，
猛地一脚踢在那张椅子上。木头椅子腿和水泥地摩擦，发出刺耳的一声响。“俺送完了！
你爱要不要！”说完，我转身就冲出了办公室，身后传来那个女人尖厉的叫骂：“小瘪三！
乡巴佬！敢在这儿撒野！我记住你了！你们哪个工地的？
你给我等着……”夏日的阳光白花花地刺眼，我却觉得浑身发冷。跑回工地的路上，
心脏还在疯狂地跳，一半是气的，一半是怕的。我没敢告诉堂叔，更没敢告诉工头。
夜里躺在工棚，女人的叫骂声和那个年轻女人的嗤笑声还在耳朵里回响。我安慰自己，
一个居委会的老娘们儿，能有多大能耐？过去了，肯定过去了。麦收结束，地里没啥重活了。
父亲想着我头一回出远门，心里记挂，便趁着农闲，
收拾了两口袋新磨的玉米面和一篮子家里腌的咸菜，说来省城看看我，
也顺道谢谢堂叔张建设的照应。父亲到的那个中午，工头却突然把我叫到一边，
脸色难看得很。“张卫东，你收拾收拾东西，跟你爸回去吧。”我懵了。“为啥？俺咋了？
”“咋了？上面查暂住证、用工手续，严得很！你手续不全，我这用不了你了。
”工头眼神躲闪，语气硬邦邦的。“叔，俺有身份证，俺……”我急了。“身份证顶屁用！
要暂住证！要务工证！你有吗？”工头不耐烦地打断我，“赶紧走，别给我惹麻烦！
工钱给你结清了！”堂叔张建设在一旁帮着求情：“王工头，孩子挺老实的，干活也卖力气，
你看能不能……”“老张，不是我不给面子！”工头把堂叔拉到一边，压低声音，
但我还是隐约听到了几句，“……这小子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居委会那边专门有人来打招呼……说他又横又愣，不服管……咱这小庙，
惹不起……赶紧弄走……”我如坠冰窟。父亲站在一边，黝黑的脸上皱纹似乎更深了，
他听着，嘴唇嗫嚅了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默默地蹲了下去，掏出了旱烟袋，
手却哆嗦得怎么也划不着火柴。最终，我和父亲，还有那两袋玉米面、一篮子咸菜，
一起被堂叔用拖拉机送回了村。来时心里的那点光亮和热乎气，彻底熄灭了。路上，
父亲一直沉默着，吧嗒吧嗒地抽烟，烟雾笼罩着他，看不清表情。直到村口快到了，
他才哑着嗓子说了一句：“在外头……咋就不晓得忍忍呢？”母亲迎出来，看到我们，
脸上的笑一下子僵住了。听父亲含糊地说完，她也没再多问，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
默默地把那两袋原本是谢礼的玉米面又扛回了屋里。日子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先是村里开始有些风言风语，飘忽不定，却像麦芒一样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