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提出的承包合同，约定的经营指标相当高，矿长办公会讨论的时候，包括矿长杨树林，时任党委书记郭民选在内的所有矿领导，都认为修造厂完成承包任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对合同条款没有做任何修改，一首同意对修造厂实行经济责任制承包经营。
承包合同中约定，如果修造厂完不成上级下达的年度经营指标，我林子龙作为主要责任人，在承包期内，不但不能领取任何奖金津贴，还要按比例扣减基本工资，首至全部扣完。
如果修造厂超额完成当年的盈利任务，超额利润部分的50%，作为全厂干部职工的年终奖，其中30%用于对我个人的奖励，另外的20%由修造厂自行决定分配办法。
也就是说，承包经营的风险由林子龙个人独自承担，但利益由修造厂所有员工共享。
承包合同条款是我自己提出来的，当时遭到厂领导班子其他人的强烈反对，但我一意孤行，坚持代表修造厂，和代表榆树坪矿的矿长杨树林签下了这份合同。
现在，一年承包经营期届满，所有人都想早点知道，修造厂今年到底赚了多少钱，厂长能拿到多少奖金。
负责合同管理的企管科杨科长，十二月三十号就我打来了电话，说领导很关心修造厂承包指标的完成情况，希望我们抓紧时间，及早拿出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徐冰雅知道今年的决算工作意义重大，早在十二月中旬就提前开始了决算的准备工作。
十二月份的统计数字一出来，只用了不到两天时间，便完成了全年财务数据的核算，把正式的决算报告交给了我。
我大概翻了翻财务决算报告，记住了几个关键数字，便让徐冰雅马上把报告分别报送榆树坪矿财务科、审计科和企管科。
过去的一年里，修造厂的固定资产增加了二百八十万元，完成工业产值五百一十七万，实现利润六十二万元，职工人均收入比上年翻了一番。
这些数字和自己的预估值出入不大，如果得到审计科和财务科的认可，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我个人大概能拿到九万多元的承包奖金。
我属于金钱财富观念比较较淡漠的一类人，相对于个人奖金的高低，更在意全厂职工工资的上涨幅度。
年初的时候，我给工人师傅们承诺过，只要大家都好好干，保质保量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厂里保证不但会把以前拖欠的工资补齐，还要保证大家今年的工资收入，比前几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最让我欣慰的是，自己兑现了诺言，没有让大家失望。
厂部的工作人员，几个车间主任和全厂的职工群众，跟着我忙活了整整一年，节假日和星期天几乎没休息过，每个月至少有一半时间需要加班加点。
这种劳动强度，在修造厂建厂十几年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榆树坪矿所有二级单位的近万名职工，没有一个人的累计工作作时间，能比修造厂职工更长，全矿五六百名在岗干部，没有谁的加班时间能比得上我们修造厂的厂长副厂长。
一年来的所有付出，终于到了获取丰硕回报的时刻，高兴的同时，我隐约有些担心，不知道领导能不能同意按合同约定，兑现对修造厂的奖励政策。
一个科级全民所有制基层单位的负责人，竟然能拿到九万多元年终奖，这个情况在古城矿务局绝对是破天荒的，一定会引起巨大争议，会遭到一些握有实权的领导的强烈反对。
我对自己个人能拿多少奖金并不太在意，如果组织上和领导认为我不应拿这个奖金，我可以部分甚至全部放弃。
但奖励政策不是针对我一个人的，涉及到其他厂领导和全厂职工的切身利益，我不能为了博取领导的欢心，为了个人的进步和前途，主动放弃承包合同的结算，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
作为一个有想法的年轻干部，我对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有非常明确的规划，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事业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不断攀上更高的台阶，能站在更高的地方，以更广阔的视角，欣赏更壮丽的风景。
一年前，我之所以接受杨树林的要求，冒着沉戟折沙，被搞得灰头土脸的风险，同意来修造厂，除了害怕承担违抗老领导命令带来的严重后果，别无选择的原因外，我看中了修造厂是独立核算边缘单的性质，和榆树坪矿的安全和生产工作几乎没有关联性，自己可以任意施展手脚，不容易引起别人的关注。
我来修造厂的目的很单纯，是想把这里作为展示个人能力的平台，让组织部门和上级领导亲眼看到，我林子龙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井下工人，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当上了万人大矿的中层领导干部，凭的不仅仅是运气，不是依仗个别领导的赏识，而是凭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努力和汗水，一步步干出来的。
我对自己有信心，命运之神也偏爱心无旁骛的奋斗者。
财务决算报告上的一串串数字，是对自己一年努力的最好总结，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份沉甸甸的政绩，诉说着我林子龙在修造厂的付出和收获的累累果实。
这些果实让我产生了满满的成就感，让自己十分欣慰，为自己自豪。
至于九万多块钱的奖金，虽然是一笔巨款，比自己参加工作十多年来的工资总额还高，但我还真没把它放在心里，也没有心安理得地独享的想法。
果然不出所料，决算报告递交上去的第二天，分管经营的副矿长程西苟，便派出了由审计科副科长任丽丽带队，汇集了榆树坪矿全部骨干会计的庞大工作组，打着专项审计的旗号，对修造厂决算报告的真实性，进行了一次鸡蛋里挑骨头式的核查。